人生的驿站——关于乡村生活的回忆

我五十挂零了。一个人活到这个岁数,有故事可讲了。小时候,我喜欢缠着大人讲“老话儿”。下面我讲的事,你就当“老话儿”听吧。

(一)

故事要从一个村子说起——友爱村。

它是天津市的一个村儿。人人都知道,天津是一座城;可是你也要知道,城外也有村儿。

你不妨在脑子里构想这个画面——若如一条虫,爬呀爬的,蜿蜒向南,爬出140华里,则这里就是“友爱”。它就这么远!在过去交通不便的时候,从这里去天津就像一条虫在爬。

记得我在市内读书,回一次家,往返要各一天。这一天要起大早。天还没亮,抹一下眼睛,爬起来,就往外跑。本村没有汽车站,要赶到乡里,最早一班车是6点开。你去了要排到前面几位,再晚就上不去这一班车。车次很少,下一班就到中午了。大家都走公交车站的后门,有熟人便先留下座位。所以,你如果排不上前面几名,也就上不去车子了。

这个村子的坐标,应该定位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太平村镇友爱村。

你问我,哪儿的人?我先想起来的不是天津,不是大港,而是友爱,这个小村儿。

我这个年纪的人,一落生便踩着文革的小尾巴。那时,家在乡下。周边村子,一族聚居。诸如窦庄子,窦姓;小刘庄,刘姓多;苏家园,有苏姓落户本地。等等。

我住的村子,名儿好听,叫“友爱”。“团结”和“友爱”并称。另有一个村子叫“团结”。这两个都是小村儿,而且全是外来户。太平村是老村子。因为闹过土匪,人们才祈求太平。乡里有不少新建村,如东升、远景、红旗、红星,听名就有年代感。

据说,友爱村是1956年由河北省河间县组织人来大港垦荒,而建立的村子。

(二)

我家是这个村子里的外来户。

我的祖籍在河北黄骅,在城里的大街北。父亲教书,被分配在大港。那时叫北大港,与南大港并存。大港是隶属于黄骅县的一座农场。后来,北大港发现了石油,建立了油田。这里被归入天津区划。

大港与黄骅也有七十华里。我每次与父亲回老家,要骑自行车。父子俩各操练着一只大铁驴,在车梁上左右摇着屁股,要骑三个多小时。

父亲就像一粒蒲公英的种子,随风而走,我家因此落户在了友爱村。

按照属地管辖权,这里属于大港区太平村乡。现在撤区,归并到滨海新区;而太平村乡,升格为镇了。

友爱村的人讲话有口音,与我的父母说话腔调不一样。我是从小在这里长起来的,在家里随父母,在外面跟着小伙伴们说。我掌握两套语言系统,要时常在这两者中间转换。可是,有时在家里说话也连带出本地话的味道。每次老家来人,他们听我说话,都笑话我,说我是个“小侉子”。

再有笑话我的,是外村人。那时每到入夏,各个村子,都要安排人“看青”。所谓“看青”,就是守着地头,防止外村人进去割草打菜;粮食充实的时候,也怕被人偷摘了去。各家养着物类——就是鸡鸭牛羊之类,它们也要吃饭的。小孩子常常被委派,去割草。被看青人发现了,他就招呼你,过来!你怯怯的,他问你:哪儿村的?友爱人说话带话音儿——我是友爱的呗。连起来听,好像是说,“我是友爱的伯儿”。“伯儿”,在本地话里是“爸爸”的意思。他们这么问,自然是想占便宜。

友爱村是开荒来的,占地都是原来的泥塘。用于耕作的是黑油漆一样的胶泥地,落脚板板硬。下了雨就是泥淖,才晴天这里就干硬成为铁板了,入不下锄头。用锄头的尖头,往泥地上磕,碰得喯喯响,就像弹脑嘣子。

友爱人被歧视,也很吃苦。我很喜欢这个村子。邻居是叔叔婶婶,还有奶奶。叔叔婶婶家的小弟弟,与我年龄差得多。他家的侄女,是从河间来的。那时,家里人口多,也养不起,所以她寄居在这里。

她叫聚会(女孩子叫“聚惠”或“聚慧”为宜。不过说不准。那时总要开会,开群众大会搞批斗和游行。给孩子起名叫“聚会”也正常)。名字是这么叫,不知道是哪两个字。我们在一起玩,奶奶很疼她,也一同疼着我。她有吃的,就给我一口。

我小时候,不以为奶奶家与我家不是一家。从这个院子到那个院子,一间屋并一间屋。我们连着脚儿走,从早到晚,一玩儿一天。

后来,她到了读书的年龄,要回家了,她不肯。我躲在屋里也不敢出来,我怕见到她。我见到她不知说什么。她走了,此后的日子缺少了趣味。

(三)

与友爱村比邻的,还有一个小村,叫树园子

它小,小得在地图上像个芝麻粒。村里有三十几户人家。小村坐落在河滩下面。河滩地是沙土,保熵性好。这块地方显得风水好。村前村后都种着枣树。周围是芦苇塘,盐碱荒地。唯有这里是一片葱郁茂盛的枣树林。村子因此得名。

我与这个村子有干系。

每到年前,家里总要来人,是从树园子村里来的。屋子小,一来人,插不下脚。一圈人把我围在圆心,有我叫哥哥的,也有叫叔叔的。

他们来看父亲。父亲原来是树园子村的村聘老师。他们都是父亲的学生。

这一年要说说。他们来了,叫我来,突然一位领头的叔叔倡议,要带我回一趟村子。父亲也答应了,给我带上东西。现在,我理解了,总是他们来看父亲,而父亲还是希望礼尚往来,要我带着使命,见一见村里的与他很熟的人。

父亲十四岁教书,他的年龄与这一班学生也差不到几岁。村子里人讲辈分,所以在一班学生里,我有叫哥的,也有叫叔的。

叔叔带我去见他的父母。泥土房子,土坯炕,奶奶爷爷很热乎人,伸手就把我拉进怀里,搂紧了,好久才放开说话。

奶奶说,你就是这一铺炕上落生的。

他们就与我讲过去的事。听奶奶说,我叫新生,是因为在我的前面,还有过一个哥哥,夭折了。

这些都是我过去所不知道的。那时,我是野小子一个,调皮!哪有心思关心别的?只记着玩儿,天天如一阵风,刮到这儿,刮到哪儿。

父亲教书好。树园子村富裕一点,他们想与过去办私塾一样,请一位先生住到村子里,给子弟授课。于是,在镇里中学选中了我的父亲。

父亲在村里教书。母亲人也好,与一村上下关系和睦。我的父母,与这个村子结成特殊关系。我一来,便享受了特别的礼遇。

我好奇,父亲后来怎么去了友爱村。他们说,文革时,村里分裂出两个派别,一个叫“烈火”,一个叫“红旗”。两派相争,不是红旗压倒烈火,就是烈火毁灭了红旗。他们都拉父亲参加。

你想啊,这么小的村子,家家联络有亲,此时关系也割裂开了。父亲本来就是外来户,与谁都不对立。非要你站队。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就选择了离开。这其实有“逃走”的意思。

村里人还是得益于父亲的教育。文革后,恢复高考,这个村子一下子出来好几位大学生。他们能在外面工作,做干部,干到了很高的位置,都与重视读书有关系。也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村子很小,文化人多,被叫做文化村。

树园子人都敬重父亲。后来,我工作分配,刘永林校长特意把我聘到他的学校。这也是因为他是树园子人,我父亲的学生,以为“父亲英雄儿好汉”。再后来,与树园子村的缘分接续下来,我娶了村里的姑娘。

我岳父过去与父亲一起斗草,玩儿棋。他们是故交。

(四)

出门两华里,就是太平村。读中学就要到太平村了。

那时,读书与务农也要兼顾。农家的孩子早当家嘛。

1978年分田到户。家里有了地,单靠母亲不行,我是家里的老大,可以搭个手了。我与父亲成为田里的劳力。读书不耽误,还要起早。赶着露湿(凌晨,青草带着露水,一伸脚露水就滚落下来。走一走,两条裤管就湿透了。这叫露湿),摸着黑,到地里干一会活儿,才回家吃一口,然后跑着去上学。

读到初三,毕业年级要上晚自习。因为停电是常事,为了读书每个人都备着蜡烛。

家里点灯熬油,也舍不得。

油田里,有采油站,住着一些工人。他们生活里,配着大号电池,可以听收音机。还有瓦斯灯,就是一种矸石,加了水,就冒出瓦斯气,可以用来照明。他们用后,这些抛弃的东西,在我们又是宝贝:

拾了回家,电池还有能用的。矸石,去掉发泡形成的包裹层,里面还有硬芯儿,那还是能用的。那时最羡慕有人家自制出矸石灯,一点火,砰一声,窜出好长一段火苗,一下子就把黑夜的坚壁推出去好远。屋里好亮啊!

人们吃油都难,哪里舍得点灯啊!

村里不是常有电,停电是再寻常不过的。一旦屋里黑了,孩子们就跑出来。他们都在看星星,也等着来电。有关流星的美好画面,就是那时,一道痕迹叠加一道痕迹,刻印在头脑里的。

油井不能停电。所以,以我家小屋为中心,天幕罩着的四围,一圈儿的灯火闪闪的,就如同有人眨着眼睛。我多么羡慕啊,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可以有不熄灯的夜晚。

为了读书,家里还是买了蜡烛。这一段蜡烛,我们都像宝贝一样对待它。不是黑透了天,谁都舍不得用。

十点左右回家。

回家要过一片乱坟岗子。太平村医院后面,有一片坟地,也没有主家。这里零零乱乱,有一些散碎的骨头。每到晚上,到处闪着鬼火。

那时医院也不讲究。我后来读余华的作品,常能勾连起来我这一段回忆——难产的,死的孩子,用小被子一裹,就葬在野地里了。坑儿挖得浅,野狗还会掏出来。

每天上学从这里过,要加快脚步,不敢看。到晚上,从这里回家,一肚子一脑袋塞满了恐惧。

读完初中,这开启了我人生里的一道门。

1981年,天津有了小中专。所谓小中专,就是在初中毕业生里择优,读中等专业学校。读了中专就是干部身份了,可以分配工作。父亲早就等着这项福利可以给到我的家里。

我是1982年读的中师——天津师范学校。

(五)

读中师的时候,我还心存着大学的梦。这像小火苗,一闪一闪,给读中师的生活很多光亮。

去的时候,买了全套的新概念英语。因为听说中师不开英语课,而大学入门要考英语。这课要自己补上。

宿舍里,黑了灯,我点上蜡烛再看会书。结果困了,一歪头就睡着了。蜡烛引燃了褥子,别人嗅到焦糊的气味喊起来,这才惊醒了我。

这是本宿舍曾经发生的一次未遂纵火案。我是罪魁祸首。这件事想起来很可怕。

这一次后,我开始推想,中师毕业后考大学的事——我是老大,底下还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他们都在读书。父亲教书,有一点微薄的收入,余下的生活供给就靠母亲在田地里辛苦耕作。

一个火花在心头炸开了。这一刻我发觉自己很自私,没有想到读书后,有了工作,可以为父母,为弟妹们,为了家庭做一点贡献。

大学梦湮灭了。不久,我有了新的想法。中师毕业要去教小学。对于教书我不陌生。父亲就是一个例子。我不甘于重复父亲的人生轨迹。我想去教语文,业余做一个作家。文革后,一批作家担负起全民启蒙的作用。社会给予作家群体很高的声誉。

这一次,这个梦很隐私,就种在我的心田。我没有与人说过,可是已经为此付诸行动了。我读书,把一个宿舍的借书证都收集起来,用来读我想读的书,文学史、文学批评、作家创作经验、文学名著,我都读下来。我是吃杂食的,而且无疑是饕餮之徒。

读书中知道有一部迷一样的书,叫《红楼梦》。

与这部书有一次际遇。学校在北辰,在杨咀儿。这也是一个小村。沿着一条长堤走上一个多小时,就进了城。与之相连的是红桥区的本溪路。本溪路上有一家书店。那时的书店柜台很高,书都排列在柜台后面,你要拔长了脖子,用眼睛去粘连,才能辨析封面或书脊的名字。当然,获取的内容全部来自对于封面的想象和顾名思义的推测。这一日,我就发现了《红楼梦》,上中下三册卷。

这种贵重的书,不能拿下来看。我问了价,四元钱。那时读书,国家供应的粮票是三十三斤半,菜票是九块八。我吃不饱,家里还要补贴一些粮票。其他钱是不敢回家要的。我要买这套书,就要从嘴里省下来。一连去了三个星期。最后我还是下了决心,把这一套书抱回了学校。

后来我关注“红学”,也源于这个经历。

(六)

1985年我被分配到苏家园中学,校长问我:你想教什么课?我没有一点迟疑——语文!

我现在教语文,有一点名气,其实完全依靠了那时忘我读书的积淀。一座学校图书馆,关于文学的著作,好读不好读的,我基本都读下来了。东南亚的文学、欧洲小国如波兰的文学、日本的文学、非洲的文学,我都关注过。

我终于没有成为作家。工作后,我还读了天津作家协会的作家班,发表过几篇小小说。参加了《大港文艺》的创作活动,还为本地农民企业家写过报告文学。可是,最后我还是中断了这条道路的跋涉。

我保持了文学爱好,一迈步走到语文教育这条职业道路上了。

这要感谢苏家园中学。

学校在村子背面,与村委会串了一条电话线。这里不能打电话,只能接电话。阅览室有几本杂志,我有时间就泡在图书馆。

教书,读书,余下的时间就是与孩子们在一起。教书有一种滋味,是别处给不了的。那就是,你对孩子好,孩子就对你好。我对于教书本来是抵触的,转变我态度的,大概是这一群村子里的孩子。

农村孩子有一点匪气。

野小子,从小没人管。我就是这样。读书第一天,我在墙头底下扇四角。正玩得尽兴,同伴说:你爸来啦!我没在意,注意力全在地下那只静悄悄躺着的“四角”(用一只四角——纸折成方形,四个角——往地上摔,用风把地上那只掀翻。这是小孩子的玩法)上,我想怎么把它扇翻,赢到手里。这时,感觉耳朵一紧,被一只手揪住了。父亲拖着我,说:走,去学校!

我不明白为什么去学校。到了学校,发现村里的大孩子都在这里,我又高兴起来。这里也有人玩。与他们一起,跳窗户,爬旗杆,翻单杠。正玩得高兴,被人告状,老师就把我领到办公室里了。第一天开学,我就挨了批评。

我明白了,学校是不让人玩,要人听话的地方。等我当了老师,发觉此时此地,一群野小子,也如我当初一个样儿。

最匪的是那一次。他们上自习课,我去看看。本来屋里一锅粥,我一开门,瞬间他们就石化了,一动不动。倒是几只被粉笔头,刚落地,还不安分地在地上滚来滚去。

他们把头埋在书脊的后面,想要藏起来。可是藏不住,藏下的不过是自己的一双眼睛。这也忍不住,要时不时撩一眼。

我一拍桌子,大喝一声:装什么装?有本事干就别装!我是怎么说的?班干部都在吗?你们看到了吗?你们管了吗?你们都愿意做土匪,都愿意发疯,我也不管了。你们随便吧!

一摔门,我出门了。我感觉出来,身后跟着几条影子。他们在这排屋的角上追到我,围成一个圈,把我困住;然后班长往前站了站,他说:“老师您别生气了。往后我们保证听您的,我管,看谁不听话?”

这就是农村孩子。他们有一点匪气,可是朴实。与他们呆久了,人心换人心,慢慢觉得为他们做一点事,也是幸福的。

苏家园村距离太平村乡还有十二华里,去一趟也不容易。

村里的盛事就是五天一个集。赶集,人多,买东西挑挑拣拣,还有一点意思。其他的趣味也没有。村里也有人常来学校坐坐,与老师聊天。偶尔,见到没课的老师,还会与他下盘棋。

村里的孩子,生活的趣味也就是撒野。

在这里教书,开始体会到父亲几十年在村里奉献,与孩子与村民打成一片的生活。

我希望孩子们不要只会撒野,他们需要有一点教养,有一点文明。旧时不是讲究知书达理嘛!我办了一个文学刊物,给孩子们发表作文。

其实就是一份油印小报。加一点辛苦,把作文变成刻印出来的文字,这就让孩子们很高兴。

后来真正的编辑来了。我们订阅了《希望报》。孩子们也给《希望报》写稿。再后来,《希望报》的老师来采访,他们听我上课,与我的孩子们聊天。主编是滕安丽,一位很和蔼的阿姨。孩子们对她喜欢得不得了,说,她像妈妈。

那一年是1991年。

(七)

1992年,天津市举办首届双优课评比。各区每学科推荐一名教师参赛。

先做区级选拔赛。我成为了这个“唯一”。参加市里的比赛,要进城,在大港上课。孩子们要随我一起进城。

这是一件大事。很多孩子之前从来没有出过门,也没有进过城。

想一想,时事变迁,这才二十多年,城乡联通起来已经非常便利。农村也不再封闭。

那天学校雇了一辆大轿子车,孩子们盛装出席,还被反复叮嘱,注意跟紧队伍,别走丢了。

这么重要的上课,我也很紧张,一上课就出现了纰漏。有女生示意我过去,她咬耳朵:老师,黑板上有个错别字,我说吗?

我回了一下头,果然——。我说,谢谢你,我会问大家,谁发现了黑板上有错别字,我问你再说。

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她叫刘红霞,我的课代表。她后来读大学,留在了大连。

课后专家评课,以为这节课的最大亮点在于教师巧妙铺设问题,引导学生去发现,形成良好的识字习惯。

有了这一次上课的获奖,我的课堂处于开放的状态,每天总是有人来听课。后来父亲说,我也想去听听。

他来听课,回家跟我说:你上课有一个毛病,爱在讲台上频繁走动。我说,这样我会比较松弛。

他说:上课,学生听讲,老师是学生的视觉中心。你走动,学生的眼睛就追着你跑。你要自由,学生多辛苦啊!一语中的,我这才知道,父亲对于教学这件事是有深入思考的。

后来,我把这个问题延伸思考,反问自己:上课非要老师讲吗?老师讲得多,就要有讲台,有黑板,有讲桌。老师要在这些限定性的区域,考虑怎么讲课才有效。

那时,教育改革已经提出新的主张:所谓三“主”,就是教师是教学的主导,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练习是学习的主要形式。尤其强调要克服教师中心主义,要求老师要少讲。

旧有的教学思维和模式也要被颠覆。我试图走下讲台,走近学生,俯下身来。这种姿态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教学的一次蜕变。

感谢父亲的那一次点拨。由此,我的思维被激活了,开始从经验主义教学,逐步增加理性思考。现在回顾这一段我融入其中的教育改革经历,才想到或许真正改变我的是中国社会处于改革的浪潮中,我也是被这种大势所趋带动了。

父亲在科研上给我捅破了一层窗户纸。

(八)

父亲一辈子不是高级教师,我在27岁上被评上职称了。

他对此耿耿于怀。后来局长与他说,你不是高级教师,可是你儿子是啊!你还要争什么啊?

是啊,他一辈子也没有与人争过什么。他从此释然了。

1995年语文报举办全国语文教师教学大赛。各省市举办选拔赛,要遴选一位代表参加。这是一件大事。大港区很重视,推荐我参加。

第一轮次比赛过后,区教研员无锡山老师告诉我,你是第一名。可是对于是不是推荐你参赛,评委有争议。有人质疑,你在农村,又是小中专,学历低,见识少。你能代表天津教师吗?天津可是大都市,是经济发达地区,教师素质应该是全国一流的。

后来说,要举办复赛,再看看。

那一次上课,在育红中学。我讲的是《白杨礼赞》。我的先人一招是与学生之间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我试图引导学生全程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他们不应该做被动的听众。我让学生为课文做插图,这就要勾勒白杨树的外形,还要描画背景。由此作为导读,引导学生关注课文的文字美和画面感。

这一课,我“赢”在教学理念,而不是语文教师的专业素养。

教育变革与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思想是高度吻合的,社会舆论越来越重视张扬人本精神。教育变革塑造了我,同时也是因为我的教学变革,在重塑我的教师人生。

父亲做老师,教了一辈子。我做教师,并没有重复他的人生。这个不同在本质上还在于时代不同了,中国社会发展对于所需的教育,对于所需的教学,对于所需的教师,有了不同的要求。

后来我进了城,做了教研员。这才真正成为一个教育教学的研究工作者。今年是我从教33年,我的教育历程与教育改革基本是同步的。

发布者

赵福楼

天津市中小学教育教学研究室副主任,正高级教师,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教育部国培计划首批专家,天津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跃进里23号,邮编:300200;联系电话:02228278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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