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驿站——关于乡村生活的回忆

我五十挂零了。一个人活到这个岁数,有故事可讲了。小时候,我喜欢缠着大人讲“老话儿”。下面我讲的事,你就当“老话儿”听吧。

(一)

故事要从一个村子说起——友爱村。

它是天津市的一个村儿。人人都知道,天津是一座城;可是你也要知道,城外也有村儿。

你不妨在脑子里构想这个画面——若如一条虫,爬呀爬的,蜿蜒向南,爬出140华里,则这里就是“友爱”。它就这么远!在过去交通不便的时候,从这里去天津就像一条虫在爬。

记得我在市内读书,回一次家,往返要各一天。这一天要起大早。天还没亮,抹一下眼睛,爬起来,就往外跑。本村没有汽车站,要赶到乡里,最早一班车是6点开。你去了要排到前面几位,再晚就上不去这一班车。车次很少,下一班就到中午了。大家都走公交车站的后门,有熟人便先留下座位。所以,你如果排不上前面几名,也就上不去车子了。

这个村子的坐标,应该定位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太平村镇友爱村。

你问我,哪儿的人?我先想起来的不是天津,不是大港,而是友爱,这个小村儿。

我这个年纪的人,一落生便踩着文革的小尾巴。那时,家在乡下。周边村子,一族聚居。诸如窦庄子,窦姓;小刘庄,刘姓多;苏家园,有苏姓落户本地。等等。

我住的村子,名儿好听,叫“友爱”。“团结”和“友爱”并称。另有一个村子叫“团结”。这两个都是小村儿,而且全是外来户。太平村是老村子。因为闹过土匪,人们才祈求太平。乡里有不少新建村,如东升、远景、红旗、红星,听名就有年代感。

据说,友爱村是1956年由河北省河间县组织人来大港垦荒,而建立的村子。

(二)

我家是这个村子里的外来户。

我的祖籍在河北黄骅,在城里的大街北。父亲教书,被分配在大港。那时叫北大港,与南大港并存。大港是隶属于黄骅县的一座农场。后来,北大港发现了石油,建立了油田。这里被归入天津区划。

大港与黄骅也有七十华里。我每次与父亲回老家,要骑自行车。父子俩各操练着一只大铁驴,在车梁上左右摇着屁股,要骑三个多小时。

父亲就像一粒蒲公英的种子,随风而走,我家因此落户在了友爱村。

按照属地管辖权,这里属于大港区太平村乡。现在撤区,归并到滨海新区;而太平村乡,升格为镇了。

友爱村的人讲话有口音,与我的父母说话腔调不一样。我是从小在这里长起来的,在家里随父母,在外面跟着小伙伴们说。我掌握两套语言系统,要时常在这两者中间转换。可是,有时在家里说话也连带出本地话的味道。每次老家来人,他们听我说话,都笑话我,说我是个“小侉子”。

再有笑话我的,是外村人。那时每到入夏,各个村子,都要安排人“看青”。所谓“看青”,就是守着地头,防止外村人进去割草打菜;粮食充实的时候,也怕被人偷摘了去。各家养着物类——就是鸡鸭牛羊之类,它们也要吃饭的。小孩子常常被委派,去割草。被看青人发现了,他就招呼你,过来!你怯怯的,他问你:哪儿村的?友爱人说话带话音儿——我是友爱的呗。连起来听,好像是说,“我是友爱的伯儿”。“伯儿”,在本地话里是“爸爸”的意思。他们这么问,自然是想占便宜。

友爱村是开荒来的,占地都是原来的泥塘。用于耕作的是黑油漆一样的胶泥地,落脚板板硬。下了雨就是泥淖,才晴天这里就干硬成为铁板了,入不下锄头。用锄头的尖头,往泥地上磕,碰得喯喯响,就像弹脑嘣子。

友爱人被歧视,也很吃苦。我很喜欢这个村子。邻居是叔叔婶婶,还有奶奶。叔叔婶婶家的小弟弟,与我年龄差得多。他家的侄女,是从河间来的。那时,家里人口多,也养不起,所以她寄居在这里。

她叫聚会(女孩子叫“聚惠”或“聚慧”为宜。不过说不准。那时总要开会,开群众大会搞批斗和游行。给孩子起名叫“聚会”也正常)。名字是这么叫,不知道是哪两个字。我们在一起玩,奶奶很疼她,也一同疼着我。她有吃的,就给我一口。

我小时候,不以为奶奶家与我家不是一家。从这个院子到那个院子,一间屋并一间屋。我们连着脚儿走,从早到晚,一玩儿一天。

后来,她到了读书的年龄,要回家了,她不肯。我躲在屋里也不敢出来,我怕见到她。我见到她不知说什么。她走了,此后的日子缺少了趣味。

(三)

与友爱村比邻的,还有一个小村,叫树园子

它小,小得在地图上像个芝麻粒。村里有三十几户人家。小村坐落在河滩下面。河滩地是沙土,保熵性好。这块地方显得风水好。村前村后都种着枣树。周围是芦苇塘,盐碱荒地。唯有这里是一片葱郁茂盛的枣树林。村子因此得名。

我与这个村子有干系。

每到年前,家里总要来人,是从树园子村里来的。屋子小,一来人,插不下脚。一圈人把我围在圆心,有我叫哥哥的,也有叫叔叔的。

他们来看父亲。父亲原来是树园子村的村聘老师。他们都是父亲的学生。

这一年要说说。他们来了,叫我来,突然一位领头的叔叔倡议,要带我回一趟村子。父亲也答应了,给我带上东西。现在,我理解了,总是他们来看父亲,而父亲还是希望礼尚往来,要我带着使命,见一见村里的与他很熟的人。

父亲十四岁教书,他的年龄与这一班学生也差不到几岁。村子里人讲辈分,所以在一班学生里,我有叫哥的,也有叫叔的。

叔叔带我去见他的父母。泥土房子,土坯炕,奶奶爷爷很热乎人,伸手就把我拉进怀里,搂紧了,好久才放开说话。

奶奶说,你就是这一铺炕上落生的。

他们就与我讲过去的事。听奶奶说,我叫新生,是因为在我的前面,还有过一个哥哥,夭折了。

这些都是我过去所不知道的。那时,我是野小子一个,调皮!哪有心思关心别的?只记着玩儿,天天如一阵风,刮到这儿,刮到哪儿。

父亲教书好。树园子村富裕一点,他们想与过去办私塾一样,请一位先生住到村子里,给子弟授课。于是,在镇里中学选中了我的父亲。

父亲在村里教书。母亲人也好,与一村上下关系和睦。我的父母,与这个村子结成特殊关系。我一来,便享受了特别的礼遇。

我好奇,父亲后来怎么去了友爱村。他们说,文革时,村里分裂出两个派别,一个叫“烈火”,一个叫“红旗”。两派相争,不是红旗压倒烈火,就是烈火毁灭了红旗。他们都拉父亲参加。

你想啊,这么小的村子,家家联络有亲,此时关系也割裂开了。父亲本来就是外来户,与谁都不对立。非要你站队。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就选择了离开。这其实有“逃走”的意思。

村里人还是得益于父亲的教育。文革后,恢复高考,这个村子一下子出来好几位大学生。他们能在外面工作,做干部,干到了很高的位置,都与重视读书有关系。也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村子很小,文化人多,被叫做文化村。

树园子人都敬重父亲。后来,我工作分配,刘永林校长特意把我聘到他的学校。这也是因为他是树园子人,我父亲的学生,以为“父亲英雄儿好汉”。再后来,与树园子村的缘分接续下来,我娶了村里的姑娘。

我岳父过去与父亲一起斗草,玩儿棋。他们是故交。

(四)

出门两华里,就是太平村。读中学就要到太平村了。

那时,读书与务农也要兼顾。农家的孩子早当家嘛。

1978年分田到户。家里有了地,单靠母亲不行,我是家里的老大,可以搭个手了。我与父亲成为田里的劳力。读书不耽误,还要起早。赶着露湿(凌晨,青草带着露水,一伸脚露水就滚落下来。走一走,两条裤管就湿透了。这叫露湿),摸着黑,到地里干一会活儿,才回家吃一口,然后跑着去上学。

读到初三,毕业年级要上晚自习。因为停电是常事,为了读书每个人都备着蜡烛。

家里点灯熬油,也舍不得。

油田里,有采油站,住着一些工人。他们生活里,配着大号电池,可以听收音机。还有瓦斯灯,就是一种矸石,加了水,就冒出瓦斯气,可以用来照明。他们用后,这些抛弃的东西,在我们又是宝贝:

拾了回家,电池还有能用的。矸石,去掉发泡形成的包裹层,里面还有硬芯儿,那还是能用的。那时最羡慕有人家自制出矸石灯,一点火,砰一声,窜出好长一段火苗,一下子就把黑夜的坚壁推出去好远。屋里好亮啊!

人们吃油都难,哪里舍得点灯啊!

村里不是常有电,停电是再寻常不过的。一旦屋里黑了,孩子们就跑出来。他们都在看星星,也等着来电。有关流星的美好画面,就是那时,一道痕迹叠加一道痕迹,刻印在头脑里的。

油井不能停电。所以,以我家小屋为中心,天幕罩着的四围,一圈儿的灯火闪闪的,就如同有人眨着眼睛。我多么羡慕啊,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可以有不熄灯的夜晚。

为了读书,家里还是买了蜡烛。这一段蜡烛,我们都像宝贝一样对待它。不是黑透了天,谁都舍不得用。

十点左右回家。

回家要过一片乱坟岗子。太平村医院后面,有一片坟地,也没有主家。这里零零乱乱,有一些散碎的骨头。每到晚上,到处闪着鬼火。

那时医院也不讲究。我后来读余华的作品,常能勾连起来我这一段回忆——难产的,死的孩子,用小被子一裹,就葬在野地里了。坑儿挖得浅,野狗还会掏出来。

每天上学从这里过,要加快脚步,不敢看。到晚上,从这里回家,一肚子一脑袋塞满了恐惧。

读完初中,这开启了我人生里的一道门。

1981年,天津有了小中专。所谓小中专,就是在初中毕业生里择优,读中等专业学校。读了中专就是干部身份了,可以分配工作。父亲早就等着这项福利可以给到我的家里。

我是1982年读的中师——天津师范学校。

(五)

读中师的时候,我还心存着大学的梦。这像小火苗,一闪一闪,给读中师的生活很多光亮。

去的时候,买了全套的新概念英语。因为听说中师不开英语课,而大学入门要考英语。这课要自己补上。

宿舍里,黑了灯,我点上蜡烛再看会书。结果困了,一歪头就睡着了。蜡烛引燃了褥子,别人嗅到焦糊的气味喊起来,这才惊醒了我。

这是本宿舍曾经发生的一次未遂纵火案。我是罪魁祸首。这件事想起来很可怕。

这一次后,我开始推想,中师毕业后考大学的事——我是老大,底下还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他们都在读书。父亲教书,有一点微薄的收入,余下的生活供给就靠母亲在田地里辛苦耕作。

一个火花在心头炸开了。这一刻我发觉自己很自私,没有想到读书后,有了工作,可以为父母,为弟妹们,为了家庭做一点贡献。

大学梦湮灭了。不久,我有了新的想法。中师毕业要去教小学。对于教书我不陌生。父亲就是一个例子。我不甘于重复父亲的人生轨迹。我想去教语文,业余做一个作家。文革后,一批作家担负起全民启蒙的作用。社会给予作家群体很高的声誉。

这一次,这个梦很隐私,就种在我的心田。我没有与人说过,可是已经为此付诸行动了。我读书,把一个宿舍的借书证都收集起来,用来读我想读的书,文学史、文学批评、作家创作经验、文学名著,我都读下来。我是吃杂食的,而且无疑是饕餮之徒。

读书中知道有一部迷一样的书,叫《红楼梦》。

与这部书有一次际遇。学校在北辰,在杨咀儿。这也是一个小村。沿着一条长堤走上一个多小时,就进了城。与之相连的是红桥区的本溪路。本溪路上有一家书店。那时的书店柜台很高,书都排列在柜台后面,你要拔长了脖子,用眼睛去粘连,才能辨析封面或书脊的名字。当然,获取的内容全部来自对于封面的想象和顾名思义的推测。这一日,我就发现了《红楼梦》,上中下三册卷。

这种贵重的书,不能拿下来看。我问了价,四元钱。那时读书,国家供应的粮票是三十三斤半,菜票是九块八。我吃不饱,家里还要补贴一些粮票。其他钱是不敢回家要的。我要买这套书,就要从嘴里省下来。一连去了三个星期。最后我还是下了决心,把这一套书抱回了学校。

后来我关注“红学”,也源于这个经历。

(六)

1985年我被分配到苏家园中学,校长问我:你想教什么课?我没有一点迟疑——语文!

我现在教语文,有一点名气,其实完全依靠了那时忘我读书的积淀。一座学校图书馆,关于文学的著作,好读不好读的,我基本都读下来了。东南亚的文学、欧洲小国如波兰的文学、日本的文学、非洲的文学,我都关注过。

我终于没有成为作家。工作后,我还读了天津作家协会的作家班,发表过几篇小小说。参加了《大港文艺》的创作活动,还为本地农民企业家写过报告文学。可是,最后我还是中断了这条道路的跋涉。

我保持了文学爱好,一迈步走到语文教育这条职业道路上了。

这要感谢苏家园中学。

学校在村子背面,与村委会串了一条电话线。这里不能打电话,只能接电话。阅览室有几本杂志,我有时间就泡在图书馆。

教书,读书,余下的时间就是与孩子们在一起。教书有一种滋味,是别处给不了的。那就是,你对孩子好,孩子就对你好。我对于教书本来是抵触的,转变我态度的,大概是这一群村子里的孩子。

农村孩子有一点匪气。

野小子,从小没人管。我就是这样。读书第一天,我在墙头底下扇四角。正玩得尽兴,同伴说:你爸来啦!我没在意,注意力全在地下那只静悄悄躺着的“四角”(用一只四角——纸折成方形,四个角——往地上摔,用风把地上那只掀翻。这是小孩子的玩法)上,我想怎么把它扇翻,赢到手里。这时,感觉耳朵一紧,被一只手揪住了。父亲拖着我,说:走,去学校!

我不明白为什么去学校。到了学校,发现村里的大孩子都在这里,我又高兴起来。这里也有人玩。与他们一起,跳窗户,爬旗杆,翻单杠。正玩得高兴,被人告状,老师就把我领到办公室里了。第一天开学,我就挨了批评。

我明白了,学校是不让人玩,要人听话的地方。等我当了老师,发觉此时此地,一群野小子,也如我当初一个样儿。

最匪的是那一次。他们上自习课,我去看看。本来屋里一锅粥,我一开门,瞬间他们就石化了,一动不动。倒是几只被粉笔头,刚落地,还不安分地在地上滚来滚去。

他们把头埋在书脊的后面,想要藏起来。可是藏不住,藏下的不过是自己的一双眼睛。这也忍不住,要时不时撩一眼。

我一拍桌子,大喝一声:装什么装?有本事干就别装!我是怎么说的?班干部都在吗?你们看到了吗?你们管了吗?你们都愿意做土匪,都愿意发疯,我也不管了。你们随便吧!

一摔门,我出门了。我感觉出来,身后跟着几条影子。他们在这排屋的角上追到我,围成一个圈,把我困住;然后班长往前站了站,他说:“老师您别生气了。往后我们保证听您的,我管,看谁不听话?”

这就是农村孩子。他们有一点匪气,可是朴实。与他们呆久了,人心换人心,慢慢觉得为他们做一点事,也是幸福的。

苏家园村距离太平村乡还有十二华里,去一趟也不容易。

村里的盛事就是五天一个集。赶集,人多,买东西挑挑拣拣,还有一点意思。其他的趣味也没有。村里也有人常来学校坐坐,与老师聊天。偶尔,见到没课的老师,还会与他下盘棋。

村里的孩子,生活的趣味也就是撒野。

在这里教书,开始体会到父亲几十年在村里奉献,与孩子与村民打成一片的生活。

我希望孩子们不要只会撒野,他们需要有一点教养,有一点文明。旧时不是讲究知书达理嘛!我办了一个文学刊物,给孩子们发表作文。

其实就是一份油印小报。加一点辛苦,把作文变成刻印出来的文字,这就让孩子们很高兴。

后来真正的编辑来了。我们订阅了《希望报》。孩子们也给《希望报》写稿。再后来,《希望报》的老师来采访,他们听我上课,与我的孩子们聊天。主编是滕安丽,一位很和蔼的阿姨。孩子们对她喜欢得不得了,说,她像妈妈。

那一年是1991年。

(七)

1992年,天津市举办首届双优课评比。各区每学科推荐一名教师参赛。

先做区级选拔赛。我成为了这个“唯一”。参加市里的比赛,要进城,在大港上课。孩子们要随我一起进城。

这是一件大事。很多孩子之前从来没有出过门,也没有进过城。

想一想,时事变迁,这才二十多年,城乡联通起来已经非常便利。农村也不再封闭。

那天学校雇了一辆大轿子车,孩子们盛装出席,还被反复叮嘱,注意跟紧队伍,别走丢了。

这么重要的上课,我也很紧张,一上课就出现了纰漏。有女生示意我过去,她咬耳朵:老师,黑板上有个错别字,我说吗?

我回了一下头,果然——。我说,谢谢你,我会问大家,谁发现了黑板上有错别字,我问你再说。

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她叫刘红霞,我的课代表。她后来读大学,留在了大连。

课后专家评课,以为这节课的最大亮点在于教师巧妙铺设问题,引导学生去发现,形成良好的识字习惯。

有了这一次上课的获奖,我的课堂处于开放的状态,每天总是有人来听课。后来父亲说,我也想去听听。

他来听课,回家跟我说:你上课有一个毛病,爱在讲台上频繁走动。我说,这样我会比较松弛。

他说:上课,学生听讲,老师是学生的视觉中心。你走动,学生的眼睛就追着你跑。你要自由,学生多辛苦啊!一语中的,我这才知道,父亲对于教学这件事是有深入思考的。

后来,我把这个问题延伸思考,反问自己:上课非要老师讲吗?老师讲得多,就要有讲台,有黑板,有讲桌。老师要在这些限定性的区域,考虑怎么讲课才有效。

那时,教育改革已经提出新的主张:所谓三“主”,就是教师是教学的主导,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练习是学习的主要形式。尤其强调要克服教师中心主义,要求老师要少讲。

旧有的教学思维和模式也要被颠覆。我试图走下讲台,走近学生,俯下身来。这种姿态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教学的一次蜕变。

感谢父亲的那一次点拨。由此,我的思维被激活了,开始从经验主义教学,逐步增加理性思考。现在回顾这一段我融入其中的教育改革经历,才想到或许真正改变我的是中国社会处于改革的浪潮中,我也是被这种大势所趋带动了。

父亲在科研上给我捅破了一层窗户纸。

(八)

父亲一辈子不是高级教师,我在27岁上被评上职称了。

他对此耿耿于怀。后来局长与他说,你不是高级教师,可是你儿子是啊!你还要争什么啊?

是啊,他一辈子也没有与人争过什么。他从此释然了。

1995年语文报举办全国语文教师教学大赛。各省市举办选拔赛,要遴选一位代表参加。这是一件大事。大港区很重视,推荐我参加。

第一轮次比赛过后,区教研员无锡山老师告诉我,你是第一名。可是对于是不是推荐你参赛,评委有争议。有人质疑,你在农村,又是小中专,学历低,见识少。你能代表天津教师吗?天津可是大都市,是经济发达地区,教师素质应该是全国一流的。

后来说,要举办复赛,再看看。

那一次上课,在育红中学。我讲的是《白杨礼赞》。我的先人一招是与学生之间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我试图引导学生全程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他们不应该做被动的听众。我让学生为课文做插图,这就要勾勒白杨树的外形,还要描画背景。由此作为导读,引导学生关注课文的文字美和画面感。

这一课,我“赢”在教学理念,而不是语文教师的专业素养。

教育变革与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思想是高度吻合的,社会舆论越来越重视张扬人本精神。教育变革塑造了我,同时也是因为我的教学变革,在重塑我的教师人生。

父亲做老师,教了一辈子。我做教师,并没有重复他的人生。这个不同在本质上还在于时代不同了,中国社会发展对于所需的教育,对于所需的教学,对于所需的教师,有了不同的要求。

后来我进了城,做了教研员。这才真正成为一个教育教学的研究工作者。今年是我从教33年,我的教育历程与教育改革基本是同步的。

新加坡文化观礼

我去过新加坡。同是华文区域,没有语言障碍。

期间,我在一所学校深入访谈一周,基本了解了新加坡教育的情况。这地方也不大,一个月跑下来,也基本了解了该地的地理与文化。

这是一个城市化国家,一座城,一个国。新加坡建国时间很短,人口不多,多民族,文化差异大,自然资源匮乏。也正因为有如上条件限制,新加坡被从马来西亚驱逐出来。它建国是被动的。这么看,这是一个没有多少历史的国家。

如此看,尤其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比较,我们有更多值得骄傲的资本。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辉煌。新加坡人承认自己一无所有。飞机起飞,即刻侵入别国领空。没有淡水资源,喝水都要输入。他们作为立国之本的是一种特别的人才观——不断听他们重复一句话,我们唯一的资源是人才。人才的培养依靠教育。教育是新加坡国家管理中最为重要的事业。重要到什么程度?我说几点给我印象深刻的:

一是,新加坡把教育作为发展之本。

李显龙在国庆讲话中许诺:只要新加坡的孩子读书,他喜欢,一直读下去,无论读到什么时候,读到哪里,即使到英国到博士,不要因为经济问题而中断学业,新加坡要提供必要的充分的国家支持。

世界上恐怕再无第二个国家可以把教育资助延伸到博士阶段,延伸到国外留学。国家教育资助可以做到无死角。

与之对应的还有一个社会现象——新加坡的公务员很难考。一般都是在小学到大学读下来,一路所有考试都是全优的,如果一次一科成绩掉下来,可能这一次失误就让他一辈子错失进入公务员队伍的机会。

他们实行精英政治。学校教师节那天晚宴,本校出身的一位教育部官员出席。他们介绍说,他读书很好,总是前三名,一路读书没有掉下过前三名。新加坡的公务员入职要看学位是否是荣誉学位。世界上的名校,给最优秀的学生颁发荣誉学位。这在应届毕业生里是最好荣誉。新加坡的学生很看重这一点,他们在大学读书争的是荣誉学位。

中国古代有科举取士的制度。新加坡把这一点用在了现实国家管理中。这个举措,有效激励了孩子们读书。

他们很重视学生领袖的培养。我很奇怪,怎么用这个词称呼学生。他们说,今天他们是学生领袖,今后他们他们应该成为未来社会各行业的领军人物。这个领袖其实就是指对于卓越人才的培养。

卓越人才一定是开放的,见过世面的,有担当的,有合作能力的,与社会不脱节的。我们在新加坡期间,也接受了学生领袖的访谈。他们来见,与你交流,也主动安排你的行程,为你服务。校长说,学校的重大活动和重要人物的来访,学生领袖都会参与。包括地区的议员来学校,督学来学校,他们都安排学生领袖随访。在这个服务过程中,学生要了解议员、督学是如何工作的,他们是未来的议员和督学,这个实习活动很有必要。新加坡的学校重大活动都是学生安排的,诸如新生入校一周的适应期活动,教师节活动等,学校不管,老师很省心,一切交给学生。校长说,这一天我们听学生的,把自己交给学生安排。

二是,新加坡实行双文化教育。

新加坡是多语言教育,官方语言是英语,母语是马来语,各民族的学生还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例如华文就是华族的母语。所以新加坡的孩子要自得至少三种语言。

其国家领导人也都是语言通,至少要熟练掌握英语、马来语、华语和本民族语言。李显龙在国庆讲话里,要分别用英语、马来语和话语做国庆演讲。

多语言教育不是双文化教育,双文化教育是针对一批优秀学生而实施的精英教育。双文化是指让学生接受英语文化和汉文化教育。他们以为当前世界,最富有的,科学技术最密集的,主要语言载体是英语,新加坡的精英要自得英语,理解英语文学,向西方学习,融入这个文化圈子。只有融入,理解英语文化,才会在未来的全球化发展中,获取最大的利益。他们还判断,未来中国的影响力会不断扩大。我们的孩子还好了解、理解、尊重中国的文化,要在这个交流中,获得最大的竞争力。文化的学习客观需要贴近和融合。

为此,新加坡在少数精英孩子身上舍得花钱,每个暑假都会安排相当长时间到英语国家和中国名校的游学。在中国北大、复旦等名校的中文系都有项目,接待这个游学活动。

三是,新加坡有独特的老人文化。

新加坡的老人文化令人赞叹和敬佩。新加坡人力资源匮乏,很多老人在退休后继续服务社会。其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出租车服务行业,大多师傅都已经七十岁左右了。这些老人,服务态度很好,热心热情周到。

新加坡的老师也是这样,很多人超期服役。我在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学调研。我在这所学校接触了多位老先生,属于超期服役。

负责接待的是外事处的主任。他还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业余做摄影,是学校的摄影干事。他一人做多个角色,总来没有停下来。这么忙碌会让你忘掉他的岁数。不服老,这是一种人生状态。

周末,我们应约去他的家里,与他一起去会员场所休闲。这些安排是公务之外的,他特别希望与我们交朋友。我们也因为这个原因可以深入他的生活。知道他住在哪里,日常怎么打理他的别墅花园,又去国家公园趴在野地里摄影,捕捉野鸟的镜头。与他比,我们的生活是乡下的。他在现代的生活氛围里。

四是,新加坡的管理重视细节。

新加坡重视管理,实行精细化管理。这一点是很有口碑的。

我在那里时,巧遇它的国庆节。李显龙讲话颠覆了我对于领导讲话的看法。他在讲话里,与老百姓交流,没有说辞,说的是人人都懂的大白话,他还喜欢讲故事。

他跟老百姓说,新加坡的建设,需要多民族合作,没有和谐的文化环境,这个国家都没有办法建设好。

他告诉老百姓,新加坡的移民不是来抢饭碗的,这些外来移民已经融入本土文化,成为新加坡的新国民,他们也深爱着这个国家,是这个国家不可缺少的建设者。他说,访问过一个新加坡的公交车司机,七十几岁了,不退休。很多人认识他,专门坐他的车,因为他很友善,为大家服务。他说,我爱这个国家,我要为这个国家做一点事。

我看到这个城市的环卫工人做卫生,他们不断冲洗路面,马路上一点尘土都没有。他们还会为沿街的楼房,清洗墙面,擦洗窗户和清理窗户外面的尘土。

一痤城市,都是按照我们在家里做卫生的标准给它做着保洁。

新加坡的司机也有高素质。他们不能随便泊车。在宾馆门前预定时间,若早到了,他们会兜个圈子再过来,不会随便占据马路。客人下来,他们会为你打开行李厢,为客人拎包,摆放好行李。下车,卸载行李,礼送客人。他们做这一切,态度是温和的友善的。

在新加坡,一座繁华的城市,也是现代的国家,我会忘记了他的历史,那么短促的历史,甚至多民族杂居,也无法让所谓华族的文化如何占据优势地位,如某些人脑子里想象的那样,新加坡的先进是华族人多,华族文化先进而带来的。

不是这样,新加坡的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包容了多民族文化,兼容了中西文化,让老人与年轻人一起创造生活。这种和谐的文化给新加坡带来新的文明以及社会的繁荣。

学会接受这一切

如果在人类的世界没有欲望,没有缺陷,甚至没有敌意,一切都按照我们预期的好的方面发展,以至于让人类智能与灵魂脱离束缚我们自由的肉体,再也不需要考虑大自然的环境条件限制,可以成为宇宙的旅行者——那时只有一个困扰,就是不知道如何终结我们看不到尽头儿的生命,那么,这个结果是不是人类的最好选择。我想你会迟疑,哪怕略略沉吟再回答,就说明你对于这个预期,有了小小的质疑,从而开始深入地思考。

或许,沿着这个问题的追溯,我们可以看清楚几个事实:

第一,人类文明的发展未必是线性的,走直线。按照现在的时间链条,我们把人类从猿人到人类建立社会组织、国家形态,以及在国家形态下,不同生产力发展形式链接起来,如此判断,人类文明自始至终都是沿着一条轨迹走下来的。这是一条直线。可是,在最长远的文明历史看,或许人类世纪总有一天要被终结。既然在地球生物进化历程中有恐龙纪,即适宜恐龙生存繁育发展的一个时间段。在恐龙不受节制地繁育,超出了地球负载时,这个生物链条上,就自然减除了恐龙的存在。人类的宿命也几乎可以认定是这样的,目前人类的超前自然消耗,也正在让地球不堪负重。

第二,那个所谓理想的地方,或许是人类文明的墓地。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其动力基础是活着,让自己活得更好——这是预埋在生命里的基因所决定的,我们生而自私。这是生命的本性。到了有一天你的活不是我了自己,你看到别人也在理想的生活状态下,你就要陷入思想纠结里了——我为什么还要活着?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时——你记住,你没有办法终结你的生命,每一个人都这样,都在考虑如何终结你的生命,这是很无奈的事,人类集体陷入痛苦和纠结中,这是幸福吗?原来在人类普遍享有幸福的终端,那里给你的未必是幸福。

第三,人类至今所取得的所有的创造都在于那个被我们批判和厌恶的东西——自私与贪欲。人的个体生命被激发,产生了无限的活力与创造力,就因为他在预期中,看到了自己的生活质量在得到改善,而且自己的价值实现也是超越别人的。我们的思想或许被遮蔽了,我们鼓吹的,表彰的,其实也有局限性;而我们批判的,厌弃的,或许还是让生命存续的本质性因素。

要总结一下。人类在生命历程中,比较幼稚,有过错,甚至不智慧,不理智,个体差异巨大,还会意气用事,受态度和感情左右,甚至道德不完善,思想也不纯粹,动不动就与人闹矛盾,还会因为遇到挫折而伤心、失望、意志消沉,这诸多的不好,让人类建立起来的这个集体组织,也不是完美的,问题一大推,让你时常陷入绝望;可是,就是因为这一切,这所有的不完美,在引领着你,走向一个向好的境地。憧憬永远是美好的,憧憬永远要比现实更美好,憧憬永远是你存在与追求的意义所在。

也说金字塔

专家说,金字塔是埃及法老陵墓的标志物。一语中的。

全世界土葬后,为了标记,就在原地起一座小丘。而这种土培的标记,随着风吹雨淋而被日日消损。所以,我们注意到,在中国有习俗,对于故去的亲人要年年祭奠,坟丘要年年培土。

在埃及,在法老入葬后,为了标记,就在原地营造起来一座石头建筑。而一般建筑,在石块的堆垒中,以底盘大,逐渐收拢,最后成为尖型为便宜。道理就是这么朴素。

金字塔逐渐变得宏大,原因很简单。法老具有无限权力,他以权谋私呗。建造金字塔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所用石料有大有小,还有很多碎石块,并非如媒体介绍的那样,全是整石,即使这样,依靠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建造一座金字塔也是靡费巨大的。用现在说法,金字塔就是面子工程。埃及法老倾其国力建造金字塔不过想为自己建造一处灵魂的安栖所。按照他们的理解,人有来生,有今世,还有往生。

如果说,金字塔是一种纪念,它可以标明的是,在人类古老王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强权政治和以权谋私。罢了。

那金字塔周边还建有院墙和附带建筑,随着时代变迁,这些都变得破败;加上失去权势的荫护,周边流民也就拆解了这座建筑的外围。而今,我们看到的只是原貌的孑遗。

原来一切威势与宏大,不过烟云过眼。

后世凭吊,又给这金字塔一些附会。这似乎再一次颠覆了我们的认知。有人研究,说金字塔暗藏玄机,其高度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有某种数学关系。还有人说,这金字塔是外星人建在地球上,用于星际航行的灯塔。最离奇的说法,是这里被下了魔咒。罗马军团占领埃及期间,每一个进入金字塔里面的人,后来都离奇患病而死。

至此,金字塔已经演变为一种遗产。一些人著书立说,专题演讲,旅游解说,为的是吸引公众的眼球。他们要吃这份遗产的饭。随他们说去吧。

金字塔日渐成为传说。这个现象的出现又岂止金字塔?人类制造的那些神话与传说,未必真实,却满足了他们精神慰藉的需要。

我的知识青年老师

我读的小学,名字叫“友爱”。范与顾两位是一家子,知识青年,他们在学校当老师。

他们有两个女儿,花朵一样。这一家住在学校。紧邻教室有一间屋,做饭在外面的棚子里。

我父亲也是老师,我家落户在友爱村。两间土坯房。里间住人,一铺土炕;外间做饭,烟熏火燎的。

我是班干部,范老师是我的班主任,顾老师教美术。那时,上学外,还去范老师家里。我觉得她家与我家,与村里人家很不一样。墙上贴着纸,挂上画。范老师和她的女儿都洋气,穿得美美的,脸也洗得干净。

范老师很喜欢我。顾老师则是冷面孔,他不笑,所以不知道他的想法。后来,他们一家从村里走了。大港区建城,建了教研室。范老师去了区里,做教研员。顾老师随之也了城里。

我与这一家就断了联系。那时不懂,以为这些城里人到了乡下,给这里添加了风景。

他们与我们不一样,可是从来没有从他们的角度去想过: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给一间小房子,他们把家就立在野外了。没有村邻,也没有被人爱护。在这个境遇里,他们会是什么心态和如何适应这里的生活的?我不知道。

从小学升入初中,读书到了乡里。学校叫很好听的名儿,太平村中学。

学校里,也有知识青年。物理老师,高高的个子,名字还记得——他叫赵和生。

他教书很好,对待学生也严格。我算是读书好的,物理曾经考试得到满分。他为此无比骄傲。我也是赵,他也是赵,就像一家子了。

他后来也去了城里,做教研员。知识青年返城,这算是落实政策吧。

这些知识青年对于乡下人读书,都做出过贡献。

再后来,与李筱纯校长同事。她也是知识青年。最初,他与丈夫从中科大毕业,学原子核物理,因为有政策,就到了乡下。

她说,文革后国防科工委征询意见,要调他们去北京。她说,安家久了,就成为村里人。村里人父辈子辈都是学生,他们也不让走。最后还是决定留下来了。

再后,他们一家也进了城。一位做了区长,区委书记;一位做了教研室主任,做了科委主任。

与李校长交谈时,她已然从科委主任位置上退下来。学校聘她做管理。

这么看来,知识青年的确改变了农村,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说及我读书时的老师,还有一位要提的。与他不熟,他教历史课。

他很有才气,据说通晓多国语言。或许因为这个缘故,他是被打作另类的。罪名不清楚,大约是说,敌特分子。他在学校里接受监管。

他喜欢戴着一顶黑呢绒帽子。这一样儿就很个儿,我看这帽子里就弥散出特务信息。过去的电影里,特务一出场,就是这一样一顶鸭舌帽。我是有一点警惕,怕他的。他教课,爱讲故事。

把历史课,讲作评书,这样生动形象,也圈了我们的粉儿。那时是真佩服他,以为他什么都懂,是有大学问的。后来,他也离开学校,只是不知道他后来如何。

他一个人,一辈子,给我的印象就这么一点儿。

曾经有消息说,他喝酒,后来得了癌,死了。

 

等待一场雨来

希望来自于等待。

不急,等一等,再等一等。

很多时候,无望过去,在绝望处,也会萌发一点绿色,生机就是如此从无到有,再逐步壮大和繁盛的。

只要你把自己当作草粒,随风而来。偏你落地,这里又是干渴的泥土,阳光灼烤着。这时,生命很容易陷入绝望。

有时,我会对着一望无际的田野出神。

小时候,以为雨水最为神奇。

在乡下,对着沃野。这里最不稀奇的是泥土。春天,它被翻卷,崛起浪花。只要入夏,来一场透雨,把泥水这么一搅拌,再沉积下来,就制造了一洼一坑一塘一渠。到了秋天,就有鱼儿在里面游动。

孩子们把水或淘干了,这里就露出踊跃的鱼脊。

这一年鱼儿绝迹了。可是,来年鱼儿又会被一场雨水唤醒。我以为,鱼儿是有魂的。

天雨一招魂儿,它们就下凡了。

后来上生物课,老师说,鲫鱼的鱼籽在地里埋下50年,一场雨就能活转来。

我很感慨。原来,这些从来不见的,细微到入不了眼的籽粒,生命的存续可以这么长久。

为了点滴的希望,它可以等待五十年。

不止鱼籽——

入夏,触目所及的田野,葱茏一片。在野外,一草一木哪里需要由人点种?

若活作鱼籽、草粒,则随性于自然,等待一场雨来。

 

生命的本能

有时间看看脚底下。这一方泥土,只要没有被人踩实,或者让水泥封住,就会长出草木,并且孕育出花朵。

泥土覆盖住种子。种子在黑暗里。它们也是倔犟的,非要往地下扎根,往上面生长。

你想啊——它似乎也是有手脚的。它伸手,要撑起;它踢脚,要踹开。生命总是以这种极端的挣扎,要摆脱严酷的镇压和紧密的束缚。

人在这个处境下,却未必如一粒种子。

你见过的,一粒草种,它那么微小。它小到你不是用手指摩挲,都感受不到那是一颗籽粒,在硌着手指肚上的肉。或许你也只能用这里的肌肤的亲近,与细腻摩擦来感觉,认识到它的生命虽然细屑可是饱满。

在厚重的黑暗里,在被彻底埋葬的境地,如果不陷入绝望,以及被这一种负压而湮灭希望,那么它一定不是用眼睛去看,用感觉去判断,支持它坚守着生命顽强的一定是别样的东西。因为作为人,我们总是用眼睛去看,用感觉去判断——每当你去这样认知的时候,便不自觉会陷落到那无边的绝望中。

我不了解它,也没有想要关注它。它就在那一片深埋的泥土地下,处于一个孤寂的境界,而让自己一点点膨胀,然后长出一点牙尖。

它,一天天啃噬着泥土,一点一点。一直到这一天,这一口,咬破了地皮。

它就钻出一个晴朗的天儿来。

它,那一粒颗种子,如此细微,粉末一般,却顽强而执拗。支持着它不断钻研,保持活力的,应该是生命的本能,是一种信念。

这是我的揣测,或许这一份念想也是背离生命本能的。

人心是归于自然的

朋友说,又要走了。他的生活是诗和远方。如若要加一点,那就是跨越时空,飞舞而来的,一张张照片。
前几日去看水,这一次去看山。他脚不拾闲。
我问,有什么好看的?他说,趁着跑得动,多去看看。老来多一份记忆。
我不以为然。什么记忆?我这一天天不用跑道儿,所经历的生活,也是烟云缭绕,气象万千的。把这些装进记忆里,有什么好的?我是希望,有一天把生活里的记忆都清空了,留一片空白,倒也干干净净。
等心静下来,这时,我有一点理解朋友了。他爱动,我求静。两人选择不同,其实都渴望在所制造的处境里,让自己找到一个让灵魂安妥的地方。
或许,我也应该选择一次出离。离开这个困扰的环境,不要工作,不再操心,什么事没有,只要一份宁静。那里只有我自己——把我放在一个纯净的自然里,让风让雨让云让鸟让溪流让绿叶让青草伴着我。
夜色拉下帘幕。一盆草,一茎一叶,在幽静的氛围里,就如与我对坐着。
它们似乎说出话来,又不需要说一句话。
这一刻我们之间近乎建立了默契。它不言语,我尽知心曲。
人心是归于自然的。
跑路的朋友,他选择逃离红尘,与大自然无比亲近。或许他多了这样的机会,才多了幸福的感觉。

文字的吸附力

文学的语言和学术的语言不同。文学,偏于通俗与形象,而且在用语上非要出人意料才会吸引眼球。
我喜欢文学,最初写小说,语言尽量贴近生活,口语化,求简约。
再后练笔,也是如话家常。所以,我不喜欢板着面孔说话。而且学术语言要绵密,加修饰语,把话儿抻长了说。这也是我不喜欢的。或许,我就不是一个学者。因为这个缘故,我与人讲座,也是大白话。说到事实,要一层层揭开,非要透个底给你看。
我写随笔,与人讲教学,讲教育。本来都是别人做学问的事,在我这里,当作聊天儿。久了,话语积习。这就让我,在这种偏于学术的讲述里(自然这都是大白话),自得其乐。
这也有副作用。给刊物写稿子。主编问我,你够快的,可是我们校稿,发觉这不是学术语言。你这文章是不是给人讲话的整理稿呀。这句话问到点子上了。我写稿,偏于口语,要往大白话上说。这哪是做学问?
再一次,有人约稿,说:我给你改了改,你的文章都是断句,好像说话不连气一样。见到他的改稿,把我的点顿号都去掉了。语词一连串,就像一根长藤。这好看了,却看不透枝枝叶叶。在我读来,意思反而不透彻了。
这是我的话语习惯。
还要讲一例。编辑是好朋友,给我改得仔细。我见他,把话语修改得露头的露头,见尾的见尾,消消停停的,归规规矩矩的。可是,在我读来,那已经不是我说话了。我无名就光火起来。我骂自己,写什么稿子啊!让人这么切割,修饰,就像被人找来一件衣服,不喜欢,可是被裹起来。我一下子,就没了好脾气。
再不看改稿,放了好久。后来念起来,人家是好意。这还是我的错。他所改的地方,更精确,字字词词都是可以着落安稳的。编辑不懂我想什么,要说什么;或许与我的本意有差异。可是,在文字雕琢上,他们更守规矩。
等心气平和了。思谋起来,那些我要说透的话,其实隐含一点,给人留一点想象的空间,也未必就不好。我就不较劲了,便有了新思路,再改一稿。编辑说,这一稿好。
我心里话,亏着你当时没在眼跟前,否则看我不骂死你。忍了忍,没说话。
在写作上用情深了,也就如同被这粒粒文字吸附,掉了魂儿。何苦呢?什么东西都怕当回事儿。

祭奠的话

为什么要凑趣写高考题作文?去年应约,今年不约也成了一文。试一试,就明白了这种被考的作文,了然无趣。

人生四季,或许当下我进入了草木衰败的季节了。

四下里看,葱翠的颜色里,被一场雨淋湿了,再拌上污泥。一缕一丝一块,泥淖飞扬而弥散,天地色也逐渐变乌。

这情景就像透彻的蓝天,本来挂一朵白云。它悠哉悠哉,风情万种的;此时偏又浮上灰色的或黑色的云。

我不喜欢,宿命却这么安排了。

人至老境。

命题的文,写了不少,总被人家这么考那么考,为这个事说话为那个事说话。久了,觉出无趣。

大多话无聊无用,而且在说的人是言不由衷。自己动着嘴巴,说出来的是别人的话。或许,在旁边人看来,我居心不良,或麻木不仁。

有人说,谁也没有牵着你的嘴巴。至少你可以不说。

缄默算一种选择。可是,在某些情境下,这个权力也是没有的。你总被一些规则牵线一样,扽着你走,你要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五十几岁的人了,本来与高考无关,非要凑趣,说些考试要求的话;而且考试嘛,就要切题。

写出来,把文字堆砌后,它像个小丘,隆起在我的眼前。我怎么看,它怎么像一座死气的坟。好像那里面埋着的,是我本来鲜活的灵魂。

写下这一段文字,算是为自己的祭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