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叶

在我的窗口外面,挂着几只瓜叶。

我识得它们昔日的容颜。在夏天,生命涨潮时,它们是随着茎蔓而攀缘到我的窗口的。一条茎,一串的叶,触须贴附在墙壁上,它们是这么借力而登高的。当时,我用眼光估摸了一下:从地上到这窗十米上下。这还不是止境。在外面看,这一条茎爬上屋顶,已经在楼宇的上面恣肆繁衍了。

我对此无限感慨。一只弱弱的单线的瓜蔓,本来也是一条根生长起来,墙壁下的泥土也是没有被翻耕,较为贫瘠的,谁能想到,这里竟然可以蹿升起来这么旺盛的生命。

那些日子,叶片撑起小伞,把窗口盖满了。屋子里一片阴凉。这一段时间太阳晒不到屋子里来,在我所感受到的是一条茎、一串叶,所给予我的恩惠。

日久生情。与这几片叶子,天天对窗而望。我慢慢识别出它们的不同。我给它们起了名字:叶片总是从底下长上来,所以可以分出长幼。而先长的是浓绿,再生的嫩绿,转而变为新绿。小绿们,就是这么在我的窗口演变的。我天天与小绿说:你看嫩绿变为新绿,新绿成为浓绿了。你们都张扬着绿色,就像招展的旗子。

秋风来了,枯干了瓜蔓。它瘦成一条线,骨架般;触须也缩小了,似乎虚无了。叶片的四个角,也向内收缩了,好像忍不住疼痛,弯了腰一样。这让我分享了它们的痛感。

看去,它们这么虚弱。风来了,它们似乎连一点抵御的力量都没有,摇摇荡荡的。可是,它们就这么坚持,一天天挂着,任你多厉害的风也不能摘除它们。失去了绿色,浓绿、新绿和嫩绿都是一个样儿的。它们的模样依然成为我的凭吊。

如果真有万物的主宰,我是那个超然的看客的话,这一切给予我的感受,反而让我愧疚,愧疚于我只是看客而已。若与自然站在一道,融入自然世界,理解它们,懂得生命潮起潮落,则这是一种最高的礼遇。

阳光

在北国,秋风就像采茶的高手,其一日复一日,采摘了一茬又一茬,而今树端是干干净净的。

天空明镜般,照出枝枝丫丫的遒曲样态。清扫工人的扫把与卷袭的风潮,两下用劲儿,把地上的积叶也清理干净了。

这些日子话少了,不想说。或许文字也是滋生的叶片,春天长出来,经历了一个繁盛生长的夏天,而今也被采摘了。留下心底,一片空空荡荡,好不辽阔。这时,我不说话,让思想越野跑马,这是一件痛快淋漓的事。

唯一还活跃的是阳光。你知道的,这个世界的视觉空间不再拥挤,谁都不用去争夺空隙,于是阳光就被容纳进来了。阳光是有弹性的,而且总在变幻中。叶片满满的,生长的空间被挤占了,阳光就退缩一点。

它总是在容让,给你们温暖和光明,无私的;而且它习惯于微笑,让你从它这里获取到的永远是期望,是积极的态度。它也最容易被忽略,它是这个世界上最不与人竞争的。它甚至不参与,一片叶、一滴水、一棵草,这些微小存在的争夺。它是被需要的。谁不需要阳光?没有阳光照耀,哪里有自然界的勃勃生机?

毕了窗,关了门,我谢绝一丝风的来访。可是,还是留下几片玻璃,可以让阳关穿透进来。在囚居的屋子里,唯一的选择就是看脚底下,地板与什物在映照下的生动模样。一盆花,一瓶草,茎叶在光照投射下,在地下叠加出幻影。这并不稳定,一跳一跳,线条和明暗在闪烁。在光照的空余地方,无数的金点,一闪一闪,好像一个人的神采。

这么看着,阳光就在小屋子里面,似乎在与我说话了。非要静下来,摒除杂音,这时才会听到,无数的闪烁的光点,以及叠印的影像在说话。这不是用耳朵捕捉音响,而是要用佛家所说“信则灵,不信不灵”的通透来理解。于是,你听到,它似乎在说,其实任何的存在,这种变幻,都应该是自然演绎的一部分。我们哪里可以改变自然?我们的所谓伟力,不过是自诩和傲娇制造的虚幻感觉。而今,静下心来,心存敬畏,看看一颗光点,都会温暖人心。

在这个状态下,生命进入吸纳状态。你看,一盆花上的一片叶,它也是无言的,却是无限欢悦的。它不说话,与阳光亲近。我懂了,所谓光合作用,其实就是自然生命对于阳光的接纳与融入。这一刻,我似乎也把阳光融入到生命里了。

关于宏大与卑微

在自然生态里,有宏大部分,也有细微之处。高山大河,以及生物链的高端——老虎啊,狮子啊,这都是宏大的部分;还有深藏海底的藻类,有肉眼看不到的细菌,这些都是微观的东西了。即使在显见的世界里,树木高大,而小草就卑微。即使你踩着泥土,脚掌触摸着的,就有泥土里的芽尖,可是我们是浑然无觉的。

在生命的成长阶段,作为一粒种子,在萌芽和生命蹿升阶段,它们的志趣和愿望都是向上的,不松懈的,乐观的。因为太阳的高度、阳光的来源,以及天空的高远,这些都在召唤着它们。于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洋溢着一种情绪,一股子干劲,生命蓬勃发展,大自然欣欣向荣。生命还有一个阶段,一天里的后半部,四季里的冬天,一生里的半百年纪,等等境况,每每处于下一个阶段时,大自然给予我们的启示,甚至是昭示,却总是被人类有意忽视了。

在我们不知觉的地方是否潜在一种支配的力量,在冥冥之中,这会终结人类的文明,包括我们的个体的挣扎其实都被这种宿命所掌控。这几乎是确定的。我们的存在,个体的,以及人类整体的,必然表现为宇宙大时空中的一个逗点。不要因为小草低矮,一生短促,就以为它们所期待的便是这个结局。未必,在生命进入后半段的时候,它们的力气穷尽了,余下的时光不多,这之后它们才会清醒与冷静,看出生命不比高度,不比长度。

我不会对一个孩子说出这一番话,也不对新入职的年轻人说出这一番话。生命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风景。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也未必全是客观所致,我想要什么于是主观思想就在酝酿什么结果。我对着一棵草,俯下身,目光拥护着它,只有在这个时刻,我知道它无法超越,它的宿命——一颗根埋在泥土里,生命的风筝无论如何追求高远,也不过离地半尺而已。这是客观的结果,其实在主观上,或许每一棵草都懂得,生命里要经历四季,风霜雨雪,少了一样历练都不行。它们在成长到了特定高度后,就开始用花朵的绽放来倾诉,用果实的饱满来表达,它们低垂下头来,只为了一份感念——给予它生命的泥土,以及供养的营养。

从小草的低微想到我们的人生所渴求的高远,两者的落差是如此巨大。人类是骄傲的动物,做人因为时间很久,一年一年活下去,这总会让他们变得无比骄傲。在生命的优越感中,他们会鄙视自然里的卑微,以为他的个体是被青睐的,他是可以超越宿命的。过去以为这是消极的表达。而今,在实际境地里,我知道这才是人生的一种真实积极,没有积极的态度,我们无法坚守这后半截的生命。

感谢自然的馈赠,一缕阳光,一道清泉,一方土地,一朵闲云,一草一木,一行归雁,等等。这些自然景物每次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我以为自己在读一本大书,书写着自然奥秘的经典。读书,如此耐久,几十年不倦的,或许也只有大自然的卷本。

 

说说认知局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局限性,也就是说,或许根本不存在个人所谓绝对的,永恒的正确。这个思想在本国文化土壤里是难于被关注和认同的。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容易堕入一个境地——以为我是唯一正确的,而且自以为是真理的捍卫者。一些人文学者,往往因为有一已之长,在宽泛话题的讨论中,即使在跨越领域上也保持优越感。他们习惯的做法,就是把别人置于死地,批倒批臭,使之万劫不复。

有一个例子,引发我做出这个思考:

中国古代小说有四大名著,而《三国演义》《水浒传》在民间认知度很高。因为在流传中,被不断演义和完善,虽然有作者署名的版本,可是毕竟在不断研磨和雕琢中,较多融入了大众文化思想,所以这一类著作具备社会文化色彩。自然也因为故事的演义,以及这两部书的流传,深刻影响到中国大众文化的传播。

很多文化名人都参与到名著阅读的讨论中。鲁迅、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活跃分子,都有评鉴。而刘再复也著有《双典批判》。鲁迅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他以社会批判著称。在他的认知里,两部书的文艺性特征自然重要,可是其表达所渗透的文化观念和思想,以及这种大众模板造就的作品与文人个性化创作之间有很大差异,这才是鲁迅审视的重点。这是鲁迅表达的重点,也是他的局限性。胡适的文化背景比较西化,小说也是比较西化的东西。在中国文化里,它不太入流;而西化的小说则是文学主流样式。在这个知识背景下,胡适看待双典自然也就不同。这是胡适的认知特点,也是他的局限性。刘再复是哲学家,他以双典做样本,要参悟的是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的特点。而且他立足于批判,而不是褒扬。这也有时代背景——《双典批判》著作于2010年,正在中国社会推进改革遇到困难,舆论以为进入深水期的时期。作为文化学者,刘再复的双典阅读自然要做文化反思了。

他们看待双典,虽然都是文化名人,学术上也是大家,可是还是带有认知局限的,包括个人局限和时代局限等。近日有孙绍振与刘再复商榷。他以为双典之所以成为典范,因为具有文学的典雅之美。他以文学的审美作为理据,驳难刘再复,以为鲁、胡、刘诸人都是缺乏文学审美能力的。甚至由此怀疑他们的评判双典的文化立场,是否是西化的,是否是反传统的。这种话我们最近常常听到,接下来还可以推理到数典忘祖,文学立场错位,没有正确价值观等等。孙的发言,也有他的立论角度——基于文学审美来发表观点。注意——他审美,与刘再复审丑不同。在文学鉴赏角度看,审丑也在审美包容之中。很遗憾,孙以审美排斥了审丑。孙绍振是语文教育领域的名家,之于文学鉴赏底蕴深厚。其大量文章,都是关于教材中典范文章的审美分析的。他可以独辟蹊径,探寻到文字的魅力。因为他的基本立场是语文教育,要传播主流价值,而且要教会学生发现文字之美。毕竟,中小学的课堂,审丑和批判不是主流。长期专业训练,所固化的思维,让其习惯于用文学审美,用教育的坚持正面教育,来阻抗鲁迅、胡适和刘再复的文化批判。

可知,孙绍振具有专业领域的优势,而他先天是有认知短板的。如果说,人在专业上有局限是职业发展上的宿命与劫数的话,谁人不是天生宿命和劫数难逃。孙绍振是语文教育大家,我也是修语文教育的,他是我所敬仰的人。可是,恕我不恭,我要说,谁不是术业专攻啊,因有一长便存有一短。

我其实感概的不是所谓大家都有认知局限,而在于当一个人跨越专业时,他的专业思维其实无法让其保持认知优势,其具备的不过是优越心态罢了。而在这个境地里,他们往往失去了学术的包容性,不存与人的思想的尊重,话语一旦脱离讨论的,平等的语境,这个语态无法维系学术的尊严。

由虾子引发的联想

水缸里养了几条小鱼。为了营造一个自然的环境,我添加了几只贝壳,然后放进去几条水草。这时问题来了:水草滋生出绿藻,挂满了缸壁。再买了几只小虾,还有一种专吃绿藻的小鱼。几天后,水缸变得洁净。还有一点是出乎我的预料的。虾子虽小,可是鱼儿并不侵扰。它们之间相安勿扰。

大自然是一个循环生态。看那几只虾子,个头不大,可是看起来非常威武。它们的前须很长,左右摆动,后须短一些,更加灵活。前腿可以爬行,而且可以把食物裹起来,不断传递,最后投进嘴里。后腿是蹼状,可以拨水,游动。看虾子,在水底窜跃,爬行,已经游动,才发觉他们是无比活跃的。

各样生物在自然适应中进化出专长,它们正是依靠自己的专长生活的。这种适应性生存,有竞争关系,也有互为支持的合作关系。这也如人类社会。人的伟大在于,他们可以仿制出生物的专长服务于人类。这就是制造工具。人为什么可以制造工具呢?而且工具制造越来越复杂,越多样化。这便推及到人类进化的特别优势——智力的快速发展。

人类社会是按照促进智力优化的方向发展的。总是让一部分人,他们属于知识精英,由他们主导着人类的繁衍和社会进步。这种精英在人群中是少数,按照二八率,他们属于那个百分之二十。这些人在社会竞争中占据优势。看看犹太人,这是一个例子。犹太人的生存环境不好。在宗教起源并分化后,犹太族裔就被歧视,这造成了他们在生存环境上的恶化。在农业主导社会,人民依靠土地耕作生活。这时他们被剥夺了土地耕作权利。后来,反犹情绪被推到极端,导致了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而今,犹太人复国,在加沙地带建立了以色列国。可是,其生存处境依然艰难,强敌环立,危机四伏。这种长期存在的竞争压力,激发了这个民族的谋生存的生命力量。据统计,犹太人的智商在平均值上超过120。即全民族人口智力超常。

人类发展进步,在最初的阶段,依靠农业发展起来较大规模的城市。这必然有地域的自然条件的选择。一般而言,在温带气候下,有河流贯穿而土地肥沃,为冲击平原区域,适宜农耕。所以,人类最为古老的文明都产生于这样的区域。在工业化发展阶段,工业化大生产,在市场、资源、劳动力,以及大规模筹资、分工合作等,都不能局限在一地一国,只有沿海城市最有利于形成密切的国际合作,繁荣经济。正是依托于这个便利条件,沿海国家在这一轮次发展中占据主要地位。这个发展属于自然选择。

人类本身有没有主动选择,而克服诸多不利条件,保持族群发展优势的呢?或者说,正是依靠着自身的某些条件,让本民族始终处于全世界发展的优势地位呢?中国或许就是这么一个具有占位优势的国家。这个优势条件是什么?我想,大家可以明白,我指向的是教育,是重视教育的文化。人类经验的积累和传承主要依靠教育,重视教育的民族,可以迭代发展文化知识,从而形成重要经验。中国的社会发展在人文经验积累上,至今还是最有知识资源的国家。或许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偏于文化经验的积累,也有短板就是自然科学知识的累积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而今,我们看到作为传统文化遗产的项目,只是在小圈子,在家庭里,依靠师徒制来传承。这就极大限制了其创新和发展。

教育要在更大范围传承,经验和技术在这个条件下的应用,才会不断进步。中华民族的文化优势决定了这个民族有悠久的历史,而同时也因为其教育传承的局限性,让其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落后于世界了。

一个文化是否先进,我看有两点最重要:一点是,作为传承文化的人是不是受到尊敬,一国教育是不是发达,教育是不是很普及。这是文化发展的基础。第二看,这个文化传承是不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是不是多元化的多样性的。没有差异化的竞争,本地文化即使一度先进,也是无法永远保持创新发展的。我们看到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改变,其中一条经验就是,因为开放,所以中国社会与世界是联通的。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把最好的东西应用在实践中。这种经验借鉴,可以让我们走捷径。

思想游离之后,眼睛还是聚焦在我的小小鱼缸,与这个小生态的鱼儿、虾子,以及水草有了最亲密接触。恍惚间,思想也就落实了,融入了自然世界。其实,世界、思想、这些都没有界限,所谓的隔绝都是人所划定的。画地为牢,这是古代就明白的道理。现代人为此嘲笑,却往往不自觉重入窠臼。

从舆情看行政抉择

近日,有教育改革的舆情爆发。这引发我的思考。

决策,过去主要是行政抉择,是由领导决定的。而现代决策,一般要引进专家参与,即学术力量参与其中。这样一来,所谓政府决策,要受到两种力量的影响:一者是学术派基于问题解决的对策,二者是行政管理从推进改革角度做出的抉择。

在审读一个政策,可知这两种力量参与的基本状态。因为两者做出判断的出发点和思维的角度是有差异的。行政偏于政治,顾虑社会反应,要较多考虑适应性,即这个预设方案可以不可以实施。而学术表达是偏于理想的,更具有针对现实问题解决的魄力。正像有的学者说的,我就是一个扔炸药包的。我冲上去,炸药包响了,打起来了。之后的事,就不是我的了。行政管理就是要主导局面的,现在如何启动,后面如何推进,甚至出现问题的善后,这都是要负全责的。

同样是落实国家政策,在区域制定实施方案时,可以看出各地在决策上的主导力量,以及决策的方式。有的地方政策保守,是行政抉择,而学术力量的参与较少。反之,一个区域决策很大胆,有改革的魄力,这一定是由一群学者所主导的,或者其领导也具有学术气质和情怀。

目前看,有的区域政策在实施中不断出现问题,舆情很难控制。这与学术派主导,政策具有冒险性有关系。同时可以看出,在政策的研究中,思维的缜密性不足,缺乏应对问题的预案。因为有的政策一旦出台,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明知政策实施会出现问题,在推动中却视而不见,非要出事了才疲于应付,这一定是在行政层面缺乏精细化管理造成的。

所研制政策在社会关注上,要考虑基本面,知道大多数人他们对于这个政策的反应,以及它产生的效果。没有这个预判,匆忙出台政策,势必引发舆情汹汹。偏于学术的政策,较少顾及对于现实的冲击,以及是否可以实施,虽然在构想上非常美好,可是在实施中总是被大众的批评所吞噬。正是因为这样,已经死掉了不少政策。

学术性和行政性两种思维如何整合,共同作用,形成区域决策,这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新鲜事物,要看到正是在改革最前沿的地方,这种形态是存在的,虽然稚嫩,不成熟,而且容易出现偏差,可是这毕竟是改革中涌现出来的经验。这种决策方式总比一两位领导拍脑门子决策,要具有科学性。

任何政策都有正面和负面双重效应。因为推进改革,势必要发挥政策的破局作用,即放大优势方面。这本来是没有问题的,现实问题是,我们对于政策的负面性准备不足,缺乏出现新问题的应对预案。政策准备只有一面,疏于另一面的准备,这导致在实施中一旦出现问题,舆情就造成政策的大反转,声讨声音会淹没理性思考。于是,我们推动的改革政策总是忽左忽右,徘徊不止,由此带来发展的窒碍问题。

对话与遐想

我与朋友问候。

问:回高一了吗?

答:对,循环,高一。

问:适应吗?

答:?

问:新高考,任务群教学,适应吗?

答:不明白。

这是一段微信问答。

在这一段问答后,我也陷入思想的疑惑里。本市施行普通高中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今年进入第二年。按照《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设定内容,有十八个学习任务群,未来的语文教学应该以任务群教学取代传统意义的课文教学。这对于每一个老师而言,都是严峻挑战。因为任务群教学要按照单元设计,围绕学习任务群的实施,预设社会活动情境和学习任务,在综合性学习活动中,发展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这就彻底颠覆了教教材的模式,而要用教材教,做情境活动设计,一切教学组织都源自于教师的再创造。

从高三下来,由传统的教学转型为任务群教学,我所担心的就是这个转型很剧烈,老师容易不适应。对方的回答则是,我不知道什么是任务群教学,我该怎么教还是怎么教。教师置身于改革之外,你宣讲号召你的,我教我的。这种态度无疑超出我的想象。可是,这又在情理之中。要让改革政策落地,现在还有一段距离。

以新高考为撬动点,深化课程改革,自然需要教学改革来落实。学科核心素养落笔在了课程标准,还只是文字表达,宣示着基本理念,可是在教学行为上更需要把这个理念落到实处,需要用教学改革——从单一课文的阅读转型为以任务驱动的综合性学习,全面发展学生的语文素养。这就是现实所需,是改革推进中,在现阶段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和任务。

在手机屏幕的那一端,我想朋友还在疑惑里,什么是任务群教学呀?任务群教学怎么教呀?我无法回答。即使我给他讲清楚任务群教学的组织形态,这也要彻底颠覆他的教学习惯,要他自主设计每一节课的活动,教学要全新设计,一切教学组织、监控、评价等都是全新的。这是何等艰难的抉择呀?

在短暂的平静后,我想自己明白了一点,对方是教师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多数,他们已经固化了思想和行为,他们并不乐于在这个变革中进行自我的否定。况且,他是个优秀教师,教课好,学生欢迎,学校器重,他也自视甚高,有优越感,改革要改变他,让他的经验归零。一切教学行为从零开始,这样的教师转变的事情会发生吗?

我没有信心。不是对于他没有信心,更主要是对于我自己。我们传达理念,灌输新的思想,推动着改革政策的落实,现在在自己最熟悉的老师,在最依赖的骨干教师这里,似乎这也是一面墙,坚固而不可逾越。

你理解我现在的纠结吗?好比天上有一朵云,非常漂亮,在太阳辉映下,光亮而灿烂。我想摘下来,可是无论怎么跳脚,把手伸长,结果呢?你知道了,总是短着几分。这一段距离,看着似乎是近的,其实隔着千万里。

关于语文教育改革中教师的忧虑与纠结

正如我们之前所预计的,落实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在偏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选择上出现了纠结:

1.课标组专家领衔研发了一套教材,按照课标预设教学,由四个环节组成:一者是单元教学目标和内容,二者是学习情境与学习任务,三者是学习活动设计与配套资源,四者是学习成果展示与检测。可见,这条线是学习任务群教学,做出的是学习流程设计。而且,教材分为教本和学本,还有网络配置的课程资源。如此便于教和学。

2.部颁教材的研制也集合专家,目的是构建一纲一本的语文课程体系,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作用。现在这一套教材正在试教中。从编写体例看,教材模式是:选文研读+学习活动。以选文为主体,每册书八个单元,含一个单元的整本书阅读;两个单元的活动设计,这近似于过去的综合性学习或研究性学习。这个模式兼顾了传统意义的课文教学,以增量的方式,融入了任务驱动的学习活动。这种设计考虑到现实教学的转化与应用中的实际情况。

在以上两种情况之外,还有一个基本现实,其实与以上两种教材的预设都不一样。以上选择都是偏于理想的,基于课程标准而推动学习任务群教学,所以进行学习单元整合,打破课时限制,整体规划一段时间的课内外联通的教学。这个学习以任务驱动,以探究活动为基本形式,希望让学习和生活实际联系起来。这种学习综合性和研究性突出,与考试之间的对应关系被打破了,因为在这个学习中并不直接对应知识点与能力点,而且训练形式也与考试形式剥离了。只要看看作业设计就明白了。这些作业和练习,不是问答形式的,而是成果化的,是一则小论文,是参与一个活动,是研制一个调查表,是撰写一个调查报告,等等。这些成果与未来高考的对应性是不显著的。在充分肯定如此改革有利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之外,也要看到之于学与教,两者都存在操练障碍——教师觉得难,学生也有困难。

现实教育中的教师在应用教材中,他们所遇到的困惑与纠结一定是这样的——这一边是教育价值主导的改革选择,那一边是考试压力导向的学习需要。两者同时作用在教师教学,教师处于这个矛盾焦点上,他们的选择困难与思想焦虑是必然存在的。

政策落地的主体,不是专家不是教材的编者,尽管他们具有崇高的学术权威,在改革中发挥着引领作用,然而在政策的落实层面,主体不是他们,而是广大教师。一个改革政策在落地时,要充分考虑教师教学的可行性。没有他们的理解,参与,以及转化,则改革政策无论如何做美好描述,其实也是无法实施的。面对教师存在的这种普遍忧虑与纠结,我们又该怎么办?

三十几年工作经历,我了解到高水平的教育,也知道最薄弱的教育,这种发展的不均衡是客观存在而且短期内无法解决的。作为全国普遍应用的教学推介模式和方法,一定要有普遍应用特点,即满足最基础需要,而拔高的追求要给到各地各校的自主发展去考虑。

专家的思想总是超现实的,体现理想主义特征,他们总希望在自己的拉动下,中国的教育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而他们不知道或者以为不能迁就现实,不愿意在满足基础需要,达到标准线来构想一个中国教育的模型。这就造成了理想与现实之间没有衔接和叠加。要知道,没有衔接和叠加,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断裂。老师们放弃了旧的,无法重建新的,这让他们无所适从。在基础层面的实际行动中的尤其关系到人的思想行为的变革要预留出可能的疑惑、徘徊的时间,以及在行动上迈出第一步,一步一步走下去的空间。

我有时在想,一批学者构想出来教材,应用在高中,是否适合不说,假如把这个教材应用在大学,供大学中文系学生使用——他们已经选择了走专业化发展道路,这也是难于承受的。因为长期在基层,与老师交流多,所以理解他们在改革中的普遍焦虑。

关于未来课程改革的遐思

课程建设与实施,有多个环节:研制发布国家课程方案——研制发布学科课程标准——研制和审查学科教材——国家课程实施与落实国家课程中配套的资源和特色课程的建设——组织教学与进行质量评价。这是课程改革一体化的管理过程。

课程建设中分设三级,赋予地方和学校一定的自主权。而在课程实施,即教学中,必然存在地区差异、学校差异、学科差异和教师差异。这是课程管理中自主性最大的部分。为了加强这个管理,我们以培训、科研、教研等来辅助教师改进教学。这些方面都是行政指挥的力量可以抵达的。在区域管理和学校管理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市场化的。这包括支持教学的教师所需教学资源,以及学生所需的学习资源。前者,教材编者提供了一本教参。政府做了有限干预;而对于后者,是完全走市场化道路的。市场对于教育的体外补充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支持教师教学改进的部分。

教参、教案,论文、论著,以及各类专业性教学研究书籍,课例、教学案例,课程资源,教研的辅助资源等。这些都应该是教师改进教学的重要参考。

第二,支持学生提高学习质量的部分。

练习题、教辅读物,学习资源,考试研究,以及学业质量测评分析报告等。这些是学生学习中所需的。

第三,支持线上线下补偿教育的部分。

线下的补偿主要是以购买社会机构提供的教育服务为主,包括补短,发展专长,以及满足个性化需要等。线上则提供助学助教的各样服务。

中国教育的管理模式大概如此。国家主办一部分,主要是课程上位的部分,课程方案与课程标准,以及统编教材和审查。中位的部分,地方课程、学校特色课程,区域教育管理,教学指导,以及课程资源的配套等都给了地方政府。这样自然形成了管理的分工。

市场部分是有空间的。然而现实中存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问题,或疏于管理,或没有孕育出来一个可以提供优质课程资源和服务的市场。在大行政的管理背景下,一些市场部分的发展做出的选择是非市场的。要以与行政挂靠的办法,进入边缘地带,渗透和干预市场。这就让市场竞争不是充分的,不是良性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在于政府管理教育,管什么和如何管,界限不是清晰的。有的地方,政府在管理上执行政策很严格,市场渗透没有边缘地带。有的则以政府支持的名义,而登堂入室。

随着加强政府管理的监控,未来要堵住的就是这个非市场化竞争通道。在教育质量提升中,主要的区域差异不是国家提供部分,而是地方行政干预部分,以及市场提供服务的水平和能力。这一点是受到多样的综合因素影响的,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即使作为地方教育主官,他其实对于这个教育生态的改变也是难于发力的。当教育改革进入深化阶段,很多问题的解决都关系到地方教育生态,不是教育单一层面可以干预和主导的。

如果看到这一点,我们就明白,在课程建设与实施中,最大的余地是教学,以及之于学生的管理,这是学校可以主导,是老师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这种改变是小环境的,是小范围的,是可控的。因此,这种改革无疑最有可行性,也可以最为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成长。

未来教育变革要三维启动:在政府层面要不断改善办学条件,配置优质资源;市场层面要有提供补偿教育资源的能力,具有良好的竞争环境;教师和校长要基于实际不断推进可控范围的改革。

关于文化撕裂

日前,河南沁阳一中2000名高三学生集体为父母一跪,场面何等壮观!外界普遍质疑,以为这是做秀,不是德育。而在网络留言中有当事学生则说,老师演习下跪,这个引导让我们很感动。同学们说,为父母一跪,值得!

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这么说,我们是老学究,比较陈腐了,在接受这种古老礼仪上有一点看不惯。

同样一件事,学生的看法与社会舆论不同。由此产生一个念头,或许我们同在一个时代,在中国,可是在文化处境上却存在巨大差异。我们谈论一件事,总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持特定立场,还以为全世界都应该这样。其实,差异性是普遍存在的。沁阳的地域文化,或许在家礼中磕头是寻常的。所以,学生不难接受。而在城市文化里,磕头这件事显得怪异。即使有人要复活古礼,让磕头这个文化礼仪在学校教育中昌兴起来,大多数学生也是无法接受的。

中国教育,虽然是一国的统一教育,可是在地域文化差异上是明显的,而且各校在实施教育中,关于传统文化教育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人说,磕头是陋习,是等级制社会臣服文化的糟粕。可是有人就讴歌,说人要敬天地孝父母,有庄严的仪礼教育,有助于让学生感知父母养育之恩。中国古代教育,特别重视礼仪教育,设计跪拜这种大礼,本意就是要触发人的思想感情。这个争议,客观反映出在现代社会,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而在地域文化上存在巨大文化差异的特殊处境下,关于文化认知的两元性特点。

即使我们用意在教育学生,要把一切行为导向主流价值观,把学生思想教育统一起来,可是在实施层面总要面对这种差异化思考。在这个新时代,客观存在分化与思想多元,如何实施教育,秉持正确价值观,每一个人的选择上都会存在纠结。这个题儿的破解,还真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沁阳一中的教育方式的选择未必是我赞成的选择,我的态度与认识也不会影响沁阳一种的教育选择。很多网友表达愤慨与质疑,可是作为沁阳一中集体叩拜的组织者,他们却未必接受你的臧痞。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处于这个事事纠结的处境里了。

其实,在很多时候,每当一件事引发形成舆论漩涡的时候,我都希望辩明事理,寻找到一个所谓正确的答案。后来每每纠结,后来的事态也总是不了了之,不免模糊处理。因为长期在一元化的思想环境里,我并不习惯也不接受所谓争鸣,我们参与争鸣的目的是为了要找到一个所谓的正确道路;还存在一个刻板认识,我们都认为我是正确的,所有人的思想都要归于我的认识道路上来。

在我写这一则文时,本意还是要在辨析中寻找一个所谓结论。可是,现在我发现,这件事最终又是不了了之,我们此时的纠结与思想冲突并不会导致一个大家都普遍接受的结果。现在明白了,这也是一个结果,不放下也要放下,大家还是要处于差异化认知状态。可以预期,未来在很多事情上在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知并不会一致,而是要保持差异化的。这就是现实社会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我们已经在社会发展中,处于不同的位置、立场,扮演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思想和态度,看问题的视角也是不同的,这最终导致个性化的选择。

教育的困难就在这里。我们要用一个统一性的选择,这是教育特有的价值选择,来满足学生众口难调的需求,同时要面对社会上多样化的争鸣声音。在权威性的教育体制内,我们用“我永远正确”来直接回应,可以平息一切事态。这个做法或许在今天就不行了,因为教育的权威性已经消解,学生未必全部接受和顺应,而社会也未必完全附和与相应。遗憾的是,全社会,包括学校教育的参与者,还没有真实发现社会演变已经处于一个特殊时期,也没有好的办法面对这一个重大改变。

学校文化和社会文化环境,现在依旧支持一些人在“我是正确的,我是真理捍卫者,我永远正确”的思维模式下,组织教育和参与社会活动。这在本质上是文化态度的争鸣,是文化思维的冲突,更可以理解为这是文化思想的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