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文章的严肃性

汉语言的文字,始终维系表意的传统,并没有转为音符文字,即没有抽象化为字母文字。这样一来,文字一直被少数人占有,与口语脱离,未能在社会大众间普及。所以,书写这件事,就成为贵族阶层与社会精英喜闻乐见,而他们自矜属于很有文化的事儿。这个书写,包括书法——写字,也包括写作——文章写作。

人类生活早期,一些歌谣,远古时期的歌谣属于生活里口头文学的记载,被传承下来。这有文字固化的功劳。这也让人发现文字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打破时空限制,把古老的东西作为传统一代代传承下去。文字的这一样好处,就让忠诚于祖先文化的古代中国人很惊喜,他们在祖先文化遗留的稀少字符里,不断品味、泛化、延展、敷衍,最后加上考据,从而让文章表达中一个孤立的单一的信息,一个意思,在流传和解读中变得无比丰富和深刻。

口口流传的文字,与劳动结合,还应该,也只能是诗歌,或叫歌谣。这样的样式最短促,最好记,最便于传播。所以,在文字传承上,现在被大家熟悉的,古老的文字除了作为铭刻和占卜的字符,还有就是古《乐府》的诗歌了。

后来有了早期教育,老师教书。那时的刻印与印刷没有现在便利,通用教材很少。所以老师要做选文,自己编制教材。据说,孔子就做过这事,修订过《春秋》。他教的学生,年龄各异,有小孩子开童蒙,也找来。他教书,选材一定是以诗化为主。除了孔子个人偏爱这个文章样式之外,我猜想与蒙学有关系。孔子开了诗教的传统。换句话说,诗教这个教育传统,让诗歌流传下去,成为学习的道统。这事还要感谢孔夫子。正因为中国教育中有诗教的传统,这才能开辟唐诗宋词的盛世。

自然,也因为读书人,读诗、写诗,他们有这一个文字本领,后来隋唐开科,要录取一些知识分子,让他们参与政事,就选择以诗歌取仕。时人以为,写诗是本事,读书人这一件基本功没有练好,就证明你不是读书的材料,就如现在读语文,大家都说写作文最重要一样。

写文章,再被传承。这就成为一个读书人的成就和荣耀。这些文人只要凑在一起便是琴棋书画,弦乐笙歌,彼此酬和。顺嘴说两句话,这种文绉绉的东西,又是不读书的人说不出来的,这便成为雅趣。而且因为现场有歌舞配合,在语言表达中便增加了韵律和节奏的考虑,或者在微醺之后,血液里都会融入乐律感,这时说话自然也就有了韵味。

与其说,写诗是一种语言表达,不如说这是一种文人生活的产物,是他们的情感的自然流露。这有一点类似于今天大家唱歌,一些爱好音乐的人,非要弄出一点东西,最后胡诌两句——这其实就是顺口溜,再配合上曲调和旋律,这就被成为流行歌曲了。在他们圈子里,弄出这一件事,被赞誉为唱作型歌手。唐宋时写诗大概情形如此。

文字的功夫被少数人拥有,成为读书人的本领,而且依靠这个本事还可以做官,成为人上人,读书写作这件事一下子就显得高贵了。在官本位社会,这个科举太重要了。这就为读书人开辟了一条人生道路。尽管这条道很窄,读书不仕,或不举的读书人不少,可是只要是读书人都很看重写作。不仕不举,他们还会写作,甚至就把成一家之言作为专业追求了。今天很多大家熟悉的诗人、作家,其实都是因为不入官场或者出离官场后,成为专业化写作的人了,才有了一点文学成就。

比较而言,有一些文章,地位不高。一是俚俗化的艳词酸曲儿,这些东西到了歌女那里专用来讨取达官贵人的欢心,文以人而鄙俗。二是专用来民间演出的戏曲,这也是玩儿,在民间流传,插科打诨不少,说不上崇高。所以,这些也被把文章举上神坛的儒家所排斥。非要到没有文化的蒙元入主中原了,他们喜欢这些大俗的东西,所以才把散曲儿这个东西兴盛起来。三是小说,这就是讲故事,全世界各民族都会讲故事。这是最为普及的事,很多民族还有史诗流传。这其实就是用诗化的语言讲故事,增加旋律便于传唱。而汉语言文化传承上,不太喜欢用这么神圣的文字来做这个事。所以,小说产生的时间很晚,大部头不多。现在流传,被认为经典的几部小说名著,大多是在市井流传,集体创作,后来被文人加工而成的。最被中国人推崇的《红楼梦》也被考据是在大众流传中不断被修改完善的,或许更近乎集体创作。官方语言是文言,你弄出口语化的东西,当然不可登堂入室。只有边缘化的文人,才去找这一条出路体现读书人价值。

这么一路追溯下来,我们发现中国文化里,之于文字文章,一直很看重,以为这是知识分子的本领,是经天纬地之大事。这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文字里总要负载着重要社会教化的,传播价值观,体现传承意义的职责。

这个严肃性,让中国的文章不太轻松,这是他的一副面孔。即使在诗歌里,本来是个最为率真表达个人情感的文体,或许没有个性化,没有隐私性感情,就没有诗歌;我们也在里面增加了很多社会化的解读,赋予了社会责任与担当。这就让中国人的阅读也就不轻松,不管作者是否有这个意思,读者非要赋予它——一篇文章,很多神圣、伟大与崇高。直到今天,这一份严肃的色彩才有了削弱,可是这又让我们接受了顺化的人感觉不适应。作家怎么不救世了?对此,我们还是不解的。

其实,哪里有救世主?现在读书人多了,遍地是,他们更不能救世了。我们这般草本,很多时候连自救都不能。文字应用和传播越普及,越接近底层,这一份崇高越会被消解。

一首诗,一段生命——说说顾城与海子吧

“我失去了一只臂膀,就睁开了一只眼睛。”这首诗叫《杨树》。作品发表时,顾城只有八岁。

这首诗只有两句话。小小的顾城,他迷醉于自然观察,看到了两件事:一是,一棵白杨树,在一夜的雷电交加、暴风雨摧残之后,枝叶破损,遍体鳞伤;二是,折断了树枝的白杨树却挺拔了身子,不断生长,就如头顶长着眼睛,它要居高眺望。

小小的顾城,确乎有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他不但看到了大自然中的生命在成长中的艰难,还看到了在挑战自然中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的伟大。只有八岁的顾城,把现实与展望联系起来了。

把两种观察到的自然现象,建立关联,由此升华出一个思想认识,诗歌的意味就出来了。八岁的顾城,说话就是诗。在诗句的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是他的天赋悲悯的情怀。他的生命具有一种超然的状态,是脱离红尘的,是无比切近而融入自然的。很难想象,一个孩子,他的灵魂可以进入白杨树的躯体内,可以感知可以思想,由此在这个躯体上长出眼睛——这无疑是顾城的一只眼睛。他从这里居高望去,他看到了什么——我们无从知道,而这一刻,我们发现,他所认识到的,一定在悠长的远方。

顾城也是一个可以看到远方的人,他之于现实的超越,就在于他的认知的冷峻——自然,我们所讴歌的这个自然,这个现实的处境,它所给你的是什么?暴风雨、摧折了树枝、一地落叶。这是顾城看到的,他的所认知的美,值得他所眷恋的,确乎不是眼下,不是脚下,而是高处、是远方。

后来他果然去了远方——新西兰激流岛。可见,有什么样的精神就会有什么样的归宿。他的精神也迷失在与英儿与谢烨的感情纠结之中,这也导致了悲剧性的结果。

再读海子离世道别的那首《面朝大海》,他的视域范围,也不在眼下,不在脚下,而在梦想里,在远方。只不过,虽然两首诗都有超脱红尘,一骑绝尘的意思,可是在前者理想与现实还有联系的躯体——这就是那棵白杨树。白杨树所经历的现实与他的憧憬和生长都是一体化的,顾城在逆境中勇于承担,而且不断成长。而海子的《面朝大海》,则是没有自足点的,现实已经虚无,他没有看一眼脚下,他毫不理会这一切,没有羁绊,他在走进他的幻觉里。入梦的感觉是什么?思绪是片段的,不成为系统的,一时东一是西,这个想法是漂移的,因为再也不用脚步去走。读《面朝大海》给人感觉就是入梦了,海子在梦境里了。

生命的终极阶段就是一段幻梦吧。宗教有多种,可是它们在解释生命归宿时,却不约而同告诉你——那是一个最为美好的境界!超脱了自由羁绊,你就是思想本体,可以任意飞,想哪里去哪里,想什么有什么,肉体的驾驭变得无比轻灵,再无一切红尘的困扰。

海子选择去了那里,他是相信这个存在的。他的生命在超拔中,往高处生长,往远方涉足,于是他去了一个我们不可抵达的地方。我不以为那是死亡。在海子看来,那里是永生!

在读写的行为背后

读写几十年了,豁然明白,人的阅写本身,或许不仅仅是为了增加经验,而是要发现自我,输出自己的经验。

我是要在阅读中获取经验的,因为初入人世时我什么都不懂。这似乎是很多时候阅读的初衷。可是,当我的阅读有选择,有指向的时候,这个阅读其实较多在满足我自己的认知需要。我读《三国》,偏于历史的了解需要,于是按照扬刘抑曹的取向去读。这样我读出来的体会,与作品宣讲的基本价值观吻合,这就是国家政治上的所谓正统伦。汉没落,三国起。按照政治继承的说法,刘备是汉室宗亲,所以血统要好于曹操。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就是想要篡党夺权。你看,我在读书时已经有了情感和价值观的预设。

很多时候与人交流读书体会,发觉彼此有差异。看来各人读书,读的还是自己。自己的经验和主观意愿是加入阅读中的,这才有不同的看法。阅读带有主观性,是个性化的。这也为大家普遍接受。尤其,在成年人阅读,有了生活经验的垫底,三观也基本确定了。你读的,取舍间,已经加了价值判断。此后去读,其实是为了要找到一个依据,用别人的经验来验证或佐证你自己的观点。

写作也是主题预设的。你有话说,说什么,怎么说,都服务于表达的意图。我们通常讲故事,说见闻,取来别人的话语来说事,等等,这样的表达都是为了要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阅读和写作中都占着一个非常独立的“我”。我读,我写,我要深度参与到读写中。所以,鼓励学生阅读,鼓励他们写作,一定要给他一个机会,一个来证明他的,展示他的机会。

学生是读写的主体。大约是说,我们所教的读写,不仅仅要把读写的客体存在说清楚,还要给出余地和时空,搭个台子,让学生说说,他读懂了什么。他还要写出来,告诉你他的思考。要让这个告知,被大家知道。作文不能在写作后,变成沉入水底的石子。

在读写的行为背后有他——学生作为主体,他们的认知最为重要。所以,好的教学就是要让学生的读写,被关注,得到良性的心理回馈。矫正认知,告诉他对与错,这种偏于知识的关注,反而要退居其次。

卓越与孤独

读书、思考,以及专业化的研究与思想提升,这个过程本来就是要让我们从大众化的人,在专业化上逐步走向小众,进而成为拔尖的人才。

这个追求卓越的过程客观上在改造一个人,尤其那些选择在思想和艺术上出类拔萃的人。在专业化上的主动发展也让他们逐步陷入孤独的,痴迷的,而且是进退维谷的境地里。

早就有人看到了所谓政治家,那些被成为伟大领袖的人的内心的孤独。我们也会发现,一些诗人,他们是超感性的人,因为陷入了感情的纠结中,理性无法把控他们的身体,所以他们中不少的人,在这个专业化的走向中越来越独立,越来越孤立。在这个边缘地带,也有人迅速察觉了处境的危险——此刻他站在悬崖边,下一步就要坠落了——他们返身而退,不再纠结于诗与远方。

再有一大批人进入专业境地,最后也走到专业化顶峰,他们其实也有一些个性化的表征。你看他,与别人不一样,他也自觉自己不同大众。有报道称。钱钟书不喜欢接受采访。他提出了一个所谓“蛋好吃未必要去看看生蛋的鸡”的理论。这时,他已经超脱了世俗境地,他在自己的精神境界里了;而这是很多人所不理解的。一些宗教上的信徒,他们无论对错而痴迷于思想超脱,最后精神所到达的也是别人不知道的,不理解的境界。

这就是一个关于人生选择的问题——一个人独有的,他的思想和专业的选择让他有一个特殊的结果,这也未必是他要的结果。我们总是要让自己在这个选择的道路上走得远一点,我们希望超脱一点,最后很多的个体,在某一个时刻,他发现自己陷入了孤独的境地。

关于中国社会的门客文化——如何认识《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的门子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选自《红楼梦》,故事里有两个人物:一个是贾雨村,新到任的官员;一个是门子。

门子是干什么的,他为贾雨村出主意,要谋的是什么?这就涉及到关于中国古代的官僚文化。因而有下面的言辞。

中国古代社会,在集权体制下,客观存在不同层级的专制,也就是以一个人为中心建立一个权利体系。其他人忠诚于这个中心人物,从而保证权利的运行。权力从集权到向下赋权,一层一级下去,最后得到落实,把具体事情做了。这个管理体制大致如此。

在这个组织体系中,中心人物身边客观形成一个附庸人群,我们叫做门客。孟尝君善于养士,这是有名的。其实也不全是“士子”,鸡鸣狗盗之徒俱全,各有各的用处。这个被豢养的人群比较复杂,大致包括几类人:一是帮闲,二是幕僚,三是杂役。

帮闲,不需要特别本事,主要为中心人物提供情感上的慰藉与心理上的优越感。会察言观色,会说话,比较乖巧,知道进退。这些方面很重要。向人讨一口饭吃,有没有别的本事,可不是吃力气饭的人,自然就要斗心眼,用心机了。自古以来,讨巧是一项重要的本领。中心人物,在权力顶峰,见人识人,哪有不懂的。可是,他们离不开这些帮闲。出门一群人簇拥,人前一副笑脸,制造一派风光。这自然也是一些人热衷于谋取权力的一个原因。

幕僚,都是有文化的,读书人。读书,有知识垫底,有一定的阅历,懂得在公务处理中的机巧,他们在关键时刻出个主意,服务权力中心人物,供其驱使,做一个副手或随从。这在很多幕僚看来,也是一种事业上的成功。中国文人,热忱于做一个中心人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从权势人物那里获得赋权。做不到这一层级,便成为幕僚。所以,幕僚文化说到底就是旧知识分子的文化。

杂役,这也是一类随从,做具体事情,甚至是佣人、衙役、打手。幕僚出主意,中心人物发号施令,自然要一般杂役去做事了。这些人听招呼,在皇帝身边的就叫奴才。这些人,帮不上说话,就帮个使力气,费功夫。具体的事,一旦打上官方旗号,对于底下的人一声招呼,这本身也是赋权。所以,在衙门口也有很多人希望谋上这么一份差事。

在中心权力周围,大约要形成这么三类人:讨巧的,出主意的,帮闲的。知道这个,对于中国衙门口的文化,就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看明白与说明白

活了几十年,经历半个世纪的岁月淘洗与人生阅历,关于世事我还是看不穿。其实,人这一辈子,可以勘破红尘的又有几个人啊?过去读书——《红楼梦》《儒林外史》,作者都在“前言”、“序言”、赋诗里感慨于此,而今有了共鸣。确乎,在芸芸众生里有一些天赋特殊的人,能够看得透。

看得透,未必要说出来。很多人说,经历了生死劫,对于人生这事算是看明白了。你让他说明白了什么?回答也不过而尔,当时不过有一些触动罢了。再有弥留之际的人,回顾往昔有一些悔意,所以有要放得下之说。这些人说及的参透,是关于人生的,也就是怎么过好自己这一辈子。再论及他人,关于人性、人心、人情,以及人头攒集起来的如同市井的社会,可以参透的还有谁呀?

马克思算一个吧?读读马列著作,真的可以开天眼。马克思看透了国家的本质,即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多数人劳动创造财富,少数人被供养;而这些少数人为什么可以剥夺多数人财富而且可以役使他们?因为有国家暴力机器。越是在财富过度集中,人民被剥夺无法生存的时候,国家统治的暴虐越是突出——几乎每一个王朝的最后一任上的皇帝,都是荒淫无耻而暴虐无常的。马克思正是因为看透了现实中的国家状况,所以才能预期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人与人平等,人民当家做主,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关于人类社会的今天与未来,还有谁比马克思看得透彻?

马克思看得透政治经济,可是他看不透人性。对于人性的认识更为透彻的要算鲁迅。我们都觉得鲁迅有一点冷,虽然在我这个年纪,没有可能与他见面,只是读书,听他说,也会产生这样的感觉。鲁迅是冷面孔,他似乎不太相信我们一度正面宣传的人都是好人,要与人为善,要诚信,要勤劳致富等等。这些关乎中国传统道德的东西,他大概没有多少兴趣,不那么相信;虽然他本人很传统,他不穿西装,没有西化,对于老家娶下的媳妇他也被动认下了,只是结了婚而不住家而已。他生活在一个纠结的状态,作为后人,阅读中可以体会他的苦痛、他的迷茫、他的犹豫、他的执拗、他的无奈、他的绝望。这些情绪都是因为看得透才会附带来的。他看历史看得到了吃人,他看革命认识了阿Q,他看群众塑造了祥林嫂、华老栓、闰土等形象。这些人的麻木、愚昧,期待救世主,这种性格与思想表现已经深入骨髓,还能改变吗?这无疑深深动摇了他当初的决心——弃医从文,拯救国人的思想。

鲁迅做教育部的官员,领着政府给的薪水;又在国立大学教书,收入在当时算是优厚的。他本来是有阶级和阶层归属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属于体制内的人。可是,他并不占位在这个阶层,为这个群体,为这个体制说话。他保持了绝对的独立,甚至是决绝的处境,他为他的真实的想法说话。看得透,还可以说的明白的更少了。鲁迅说得无疑是非常透彻的。他的思想方法很简单,去掉浮华,把表面的一层揭掉,露出里面的本来面目。这个办法说清楚了就是批判,不留情面的批判。十八世纪法国有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叫福楼拜。他被人赞誉为用一把最为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人的头颅,做思想的解剖。这个解剖就是批判。

在中国文化传统里,赞誉、附和、应答、好好主义和歌功颂德多,敢于直言进谏的少,看到问题揭示问题的少,更遑论直接的批判。在人情社会里冷面无情,在一个被公认是专制的制度下还能保持批判的态度,这个鲁迅大概是不合时宜的,不通人情世故的,也不是一个受人欢迎的人。鲁迅本人明白批判的回馈是什么?他讲故事给我们听:有人家生了孩子,人们都来祝贺,大家都说好话,只有一个人说真话——他说孩子将来要死的——这无疑是真话!结果,他被主人打跑了。看得透,说出来,大约就是这个下场。对此鲁迅是看明白的。这个人的冷静与睿智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当初是不懂鲁迅的,他的话让人不明究竟。我读书时,鲁迅的文章在教材里选入得很多,这些文章都是考试重点,可是读不懂。现在回顾这些他说的话,思想慢慢清晰了一点。而今不懂鲁迅的还是多数。这个不懂有不同的情况:有的是真不懂;有的是装不懂;还有的是懂了不好说,怕被人理解为是鲁迅的一家,这就容易被孤立起来,成为不合时宜的人。鲁迅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所庆幸的是,他不在了。他不相信灵魂可以不朽,我也希望他的灵魂不在;由此也就不用挂怀,管他这个世界是否有真相。看那么明白,说明白了,这有何用?

讲道

 

道可道,非常道。

——这是《道德经》中的话,已经家喻户晓。可是,没有人可以说清楚这个“道”,告诉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般理解为,一个事物发展的本然规律,一旦被人解释了,试图告诉你,这个道理在传承中就失去了本然特点,不具有客观性了。

孔夫子讲避讳,其门生为避讳汉刘恒名,把”非恒道”修改为“非常道”。

恒,为永恒不变的。老子在《道德经》里所要说的意思是:道,这个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是可以被发现,被认识的,在诠释和解说中,关于道的认识也在改变中,其永恒性也随之改变。也就是说,道是可以被人认识的,人们的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

道家批判儒家,有几个思想武器:以“自然”与儒家的“世俗”相对,以“天道”与儒家的“人道”相对,以“创新”与儒家的“保守”相对,以“小国”与“儒家”的天下相对,以“自由超脱”与儒家的“克己复礼”相对。

一字之变,意义大相径庭。这个孔老二,的确有一点“二”。

说儒

孔子是中华文化里公举的第一位先生,最早的一位老师。他教学生学做人,长本事。这个用意与今天的教育本来就没有差别。而今,学校施教还是两个侧重点,教书与育人。德育和学科教学是学校管理的两条线,共同支撑起来教育体系。

说远了,回到正题。本于这个善意,他满嘴漂亮话,充满理想主义情怀。观其言行近乎伪善。其为教化的纯净,修订历史书——春秋,把真实的历史,按照自己的意图,以及所谓思想纯净和政治正确的需要,进行删改。就起主张而言,完全脱离现实。时社会已经从周天子号令天下,变为诸侯纷争。天下大势由合而分,奴隶制解体,自由民的农业耕作兴起,这些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个大势无法改变。或许在历史进程中这个节点正在孕育着下一轮回的分久必合,但这也不是重新恢复到周天下的时代。周天子势微,名存实亡。这就是现实,不会有任何一个诸侯愿意接受孔子的主张,让周天子来统一政权,天下归一。若从政治角度而言,孔子太不懂政治,没有政治眼光,胸无格局。所以,孔夫子就是夫子一枚,一个教书先生而已。

他是读书识字,可以说说道道的人。而且他还是一个好老师,做老师比较本分,奠定了在中国这个职业的良好传统。因而,学生比较迷他,追随他。这是他行走江湖,周游列国的本钱。做老师的本事就是教好学生,而学生有本事就垫高了教师的社会地位。至今也是如此。看孔子要看到他的这两面:第一,他是老师;第二,他不是政治家,不是救世主。我们明白,当时的诸侯也明白,他自己不明白。这就是因为有一个东西在孔子这里起作用了,这就是踌躇满志,自视甚高——知识分子都有这个臭毛病。他们以为几页纸的字符,读了书,有了一点知识,就有本事了,就是救世主了。在别人看来,这就是虚妄,荒诞。

孔子与门生,一直鼓吹周礼,非要克己复礼,开历史的倒车,结果历史的走到了天下归一,政权的建立者,与他们的期待是相反的。历代秦王,是依靠变法和加强国家暴力而夺取政权,建立天下大一统的。这不是仁政,也不是爱民,更惶伦什么周礼。

暴政当权,更证明孔子言论的虚无和不着边际。对于这个新政权,儒生怎么看?他们一定觉得怎么不像孔子——至圣先师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图景。自然这时他们爱说话的毛病又犯了——孔夫子身上就有这个问题。那时是诸侯割据,谁都要任用知识分子,让他们为自己说话,为自己做事,所以言论是自由的。多嘴不是大毛病。可是在天下归一后,这些百无一用的书生,还要臧否人物,议论朝政,自然犯了忌讳,这本身就是无礼。儒学教出来的人,都存在人格分裂——理想与现实总是要在头脑里不断冲突和纠结的。

这就直接导致了这一批儒生的可悲命运——我们都知道这一段历史,叫做焚书坑儒。教育所培育的人,未必要用你做政治家,而是要服务于政治。这两者是有界限的。显然,孔子当初教书,这一点没有交给学生,然后传承下来。到了董仲舒要比孔夫子聪明,他看到了这一点,对于儒学进行了改造——那个陈腐的周礼被抛弃了,而且把向上的关乎仁政的进言转变为向下的教化——后代阐述这个教化的作用,叫做愚民。这么说,有一点露骨,究其本质而言,这就建筑起来道德化的教育和道德化的国家政治。

儒学在被改造后,才让儒生成为后世社会发展中所依靠的积极政治力量。尤其,采取科举取仕,让孔子最初的愿望落了地。如果当初孔子教书,有这个制度,我估计十有八九,他会去考一考的,考得不顺利他还会持之以恒,就其性格而言,他很像范进这个老先生。考试,做官,进入体制内,服务于体制,要为体制说话,不断教化民众,这就维系了中国千年的政治稳定。中国社会的超稳态,与孔子和弟子有关系,又与他没关系。儒学的后世影响和发扬光大源自董仲舒的改造。这个人的文化创新很了不起。

尊古的人,爱儒学,爱孔子。在学习中,他们也会出现思想的纠结,问题就出现在儒学发展中的几个变化的节点。这前后的儒学很不一样,甚至是反向的。看不到儒学是变化的,人人都说自己讲的是真儒学,其实未必。

说鲁迅的思想境地

读鲁迅,进入他的心理境界,便知道他一度陷入深度绝望之中,尤其在涉世日深之后。他之于未来期待的灯烛的微光一点一点熄灭,他自己感觉处身在一片漆黑的暗夜,而且在一个密封的铁制房子里感到窒息。

我们无法理解鲁迅,因为没有进入他的思想境界里。于是出现了很多疑惑:

第一,他为什么会成为不与体制合作的人?

他作为五四新思想觉醒的一代知识分子,在那个历史时代,处于社会发展的前驱地位,作用是显著的。就吃饭而言,就安身立命而言,他是具有优越感的,以他所养护的家庭条件,总是要超越其父辈在乡下地主生活的财富积累。如果单从经济角度和社会地位角度看,他无疑属于当时社会的上流阶层,以其交游,总是今天的小知识分子一辈子也无法抵达的。用今天的话说,他在体制内,属于既得利益获得者。无论是清廷体制崩溃后的革命党、军阀争权,还是民国政权,都在拉拢他,希望他成为支持者。可是,他为什么不去顺应这个形势,成为御用的文人,为当时的政治体制服务呢?有人举例说,你看胡适就比较聪明睿智,成为国民政府的大员,也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言外之意,鲁迅为什么与胡适的选择不同?

第二,他为什么没有占位在社会底层,成为封建体制的掘墓人?

他不与官府合作,成为批评者,让体制内的人不痛快,而他又不同于民间立场,他对于社会底层的反抗,以及他们希望要推翻现实体制的奋斗,保持谨慎乐观。在风云变幻,局势诡谲的环境下,他见识了很多政治主张,也看到很多政治人物的表演,之于现实中国与历史中国,都进行了研究,他不以为在当时处境下,中国的发展是有希望的。他非常了解底层人的人性与诉求,预知当一批穷人推翻现实体制,所构建的社会,满足他们的诉求,也未必就实现全民的平等,改善民生。他研究文学,也关注人学,他了解人性。他对于底层民众的革命前景,并不乐观。他笔下的阿Q就是一位革命者。他自然不支持阿Q去造反,去革命。他对于社会底层对于专制的反抗,有一个基本态度,叫做“哀其不幸,恨其不争”。

第三,他为什么与当时社会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一样,他为什么跟很多人发生笔战,要揭批这些文人的软弱和虚伪?

鲁迅生活在文人中间,他接触最多,最熟悉的还是这一批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分化,政治势力出现严峻斗争的局势下,知识分子都在找阵营。鲁迅是唯一一个不持立场的知识分子。他听到知识分子发声,便知道他们在为谁说话,他们的立场是清晰的。鲁迅因为保持独立性,就成为了一个另类。或许就是因为他的个色、特殊,让他有了别人没有的看问题的冷静和决绝,有不一样的视角。你或许不赞成,不喜欢,可是不得不说,他是独一无二的。在一个大家都要思想同化的,人与人都希望复制的文化环境里,鲁迅的存在,正是让这个文化增加一点丰富性的最重要的条件。

鲁迅不在自己的生活里,他这个人的清醒与觉悟,都在知识分子的社会拯救意识里,他自己为自己加了一份社会责任。或许就是这个思想上的负重,让他处于绝望之中。

他失望于现实。他不是一个与现实妥协的人,他耿直到不与现实社会妥协也不附庸。他也失望于未来,他没有在现实社会处境里的纷乱中,看到谁是拯救者,可以给这个国家带来希望,所以他是绝望的。他还是一个颠覆中国传统思想,尤其儒家性本善思想的人,他见识的都是人性之恶。这让他很痛苦,不信任别人,他本来是信任家里人的,可是后来也出现了兄弟反目。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他想爱的人,他都不敢完全放心去爱他们,尽管他本心是如此的。他失望于人性。

你不理解鲁迅的独立思想,不占立场,以及他的内心绝望,他对于现实、未来、人性的怀疑,他的拼了命的挣扎,你也就没有办法进入到他的世界。应该说,当时、今天与未来,能够理解鲁迅的人,永远是极少数的。他太与众不同了。他思想所在的地方,本来就是一块悬崖,站不下脚的。

我们在生活里,都在积极向别人看齐,让自己别那么个色,争取大家都理解。我们所取的立场是大众化的,我们所采取的策略也是附庸,我们需要把惨痛的真实掩盖起来,我们给别人看到的,都是繁花似锦,温情脉脉。鲁迅不是,他要撕开伤口,他很痛,然后给你看血淋淋的现实。

鲁迅是异类,是疯子。我们旁观他,以为如此。可是如果他活着,在他眼里看我们,我们是正常的一族吗?谁知道,他对,还是你对?

说说红楼梦断

《红楼梦》中荣宁二府以贾母——老祖宗为核心,一干关联人物演绎出一段故事,用以警示和叹惋人生无常,命运多舛。这与曹雪芹的命运近似,这种描述和阐发,无疑更贴近作者的表达意图。

一部《红楼梦》就是一面多棱折光的镜子,从不同角度会看出不一样的图景和含义。以家折光出国家命运,看出清朝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民生艰涩,由盛而衰也是必然的。再以个人际遇的描述,看出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被控制的,这叫宿命,或者是道德绑架、文化桎梏。在封建体制下,个体的自由精神得不到重视,个人选择的多元化与思想的多样化最终都要回归到同一性。若以家族而言,盛极而衰也是必然规律。

富不过三代,这是俗语。鼎食之家,这里的荣宁二府,从贾代善这一辈兴起。作品中贾母是这一辈生活的亲历者,他也是贾家兴盛期的代言人。到贾母的子辈。还有一个贾政在支撑这一副繁华的外表。及至贾宝玉这一辈,就是贾母的孙辈,便成为富不过三代的终结者。

富不过三代,这个现象背后的规律是什么?第一代是创业者,所以这一代人一定是在艰苦环境下,激发了生命的本能,最大程度上调动了改变命运的激情。由此,他们奠定了家族事业的基础。这就是所谓的名利,封妻荫子等。第二代,只要继承这份富贵,安于享乐即可,所以这一辈人的拼劲儿就会减弱。他没有外在的压迫力吗?这一代吃老本还有的吃。而且第一代的关照还可以延续一些时间,财富的遗存可以支撑。再到第三代,福里生福里长。这就到了老祖宗贾母的孙辈了,如贾宝玉一落生嘴里就衔着一块玉,而且抓生时偏爱胭脂、钗凤之类。这种环境下,第三代无法体会到现实生活的压迫力,缺乏生命本能的激发,所以意志消磨,无所事事。

贾宝玉的社会存在价值,大概只剩下风花雪月、谈情说爱了。年少一辈的读者在文中读到的尽是浪漫,尽是爱情,尽是憧憬。

《红楼梦》里一群小儿女的红楼生活尽管让人艳羡,似乎无边香艳,可是在这繁华的表面之下,衰败之象已经显见。今天我们说到国家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在关于人的因素所指的就是第一代创业的激情消退,他们的主导演出落幕,再走上台来的第二代,缺乏了干事创业的决心。他们所爱的就是一段红楼奇缘,尤为看重的是娱乐精神。

在社会价值取向,决定了这个社会的主流人群逐渐丧失无所畏惧,敢于尝试的精神之后,耽于享乐,最终走向衰败的结局。

在贾宝玉的出离红尘之外,还有一个隐身人,那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很多读者想到这个人的时候,总以为他的落魄是外在社会的大环境造成了人才偏离了发展轨道,很少想到在一个社会中具有失败人生的悲剧人物,其本身或许也是一个手制悲剧的原因——对于当时社会而言,多一个曹雪芹,多一本《红楼梦》,多一个香艳的梦,与这个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以及这个家里人的生活,其实是缺少帮助的,用《红楼梦》里对于贾宝玉无能的评价就是不懂经济、不懂政治,耽于香闱闺阁生活,这有什么意义?

没有人看好贾宝玉,他的存在价值仅仅在于他的依靠,有一个家族的强大力量在支持他的生活。他本身于这个社会是缺乏存在意义的。

这么看,《红楼梦》断,未必全是揭示社会黑暗,政治没落,而于一个消极人生,这也是造成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