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的宿命

鲁迅的宿命是在绝境里挣扎,所以他不是一个可以救赎别人的导师。他拒绝做导师,他以为不存在所谓的救赎,也不存在一个全社会全人类一致性的选择。他不可以给人引领走出一条道路来。

“路,世上本来没有路。”这是他设定的基本前提。路是走出来的。他可以肯定的就是,各人走着自己的路。在他笔下,圣人、哲学家、皇帝、愚民与革命者,他们都在走着自己的路。在寻路的过程中,他没有发现这些人走过的路是可以作为未来通衢的大路的。

他的所谓人生绝境,所谓毫无希望,所谓普遍怀疑,都是建立在“没有路可走”这个基本判断上的。能理解鲁迅的人,以及我们与他最接近的时刻,总是与他具有一样的绝望感觉时。这一刻你才知道幻灭孕育着新的希望。

于是,在现实世界里,喜欢鲁迅的,懂得鲁迅的总是少数。或者说,他们总是自认在社会边缘,他们不喜欢进入大众的场子里,他们不做一个救世主,他们也不去为别人引导道路,非要在这个情景下,这个人才会与鲁迅处于心灵共振与共鸣状态。

这种精神状态为一种文化传统。古代知识分子有使命感,要为人寻大道,而且希望首先悟道,然后可以传道。所以,总能见到有人说,他得道了。孔子得道,孟子得道,韩非子得道,荀子得道,墨子得道——诸子均宣称得道。而今,与你宣讲得道的更多。鲁迅发现古往今来没有一个人的宣讲可以说服他,他也没有办法用一个所谓的道,来说服别人。所以,他始终在思想纠结中,他的苦痛、忧悒、挣扎,甚至绝望、幻灭都源自,他勘破了所谓的道,不过自欺欺人罢了。

揭穿这一点很难。很多人或许出自礼貌,或许出自良善,或许出自私情,或许出自谄媚,或许出于蛊惑,或许出于愚昧,他们都不会说透了,把这个底子揭开,露出丑陋的伤疤来。

鲁迅非要说出来,他不是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懵懂的孩子,他以彻底决绝,与你撕裂关系,要说出这句话:这个孩子将来会死的。这是最不愿意被人接受的真实。

讨巧的人,聪明的人,总是说,这个孩子聪明、漂亮、将来要做官的。今天的人,他们重复着这个故事。而谁愿意做那个预见孩子要死而被主人打出来的客人呢?

鲁迅是这么个人,他知道要被打出来,可是他还是选择了说真话。

社会管理从精英化到专业化

在传统型社会,贵族除了垄断政治资源之外,还把读书作为特权,即把知识和关于文化的解读作为垄断资源。这就是所谓精英教育,教育资源被贵族子弟垄断。所谓读书的出路,这条社会晋升通道本来就是为贵族设计的。这样保证了所谓精英成为管理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

在工业化发展之后,教育普及,知识垄断被打破,尤其是在大学教育进入大众化以及网络的应用普及化之后,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加快了。社会管理和各个领域都分散和荟萃了一大批精英。这时,整个社会管理发生转型,从精英化逐渐贴近大众,更强调个人发展的专业化,以及行业发展中的专业化引领。

依靠谁,官员还是企业家,最有利于发展经济?答案是唯一的,企业家。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促进了经济繁荣,主要依靠的是谁?这一问,人们给出的答案未必是企业家。我们普遍把经济成就的取得归因于政府,以为是官员作为的结果。舆论反而把市场化带来的混乱、欺诈,以及诸多问题都放在商人身上。在中国文化里,商人具有原罪。

其实,工业化的主导阶层是企业家。企业家实现经济发展,对于投资、经营、生产这一类事要比官员精通,这是他们的专业。而官员的长处在于理顺社会组织关系,配置社会资源,这才是他们的专业。我们放弃官员的专业去发展经济,势必造成一个既成事实——官员和企业家媾和起来,各取所需。官员被收买,企业家攫取资源,把社会资源和公共资产套现为个人资本。社会舆论对于企业家阶层没有好感,以为他们的财富积累都有原罪,主要源于此。同时,官僚主义和官员腐败也成为社会舆论所抨击的重点。

合理的社会组织自然要让官员和企业家给自归正,各干各的。发展经济,本来就应该在营造好自由竞争环境后,交付给企业家去做。政府官员专心致志做好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事即可。政府也会投入,这个投入主要在社会福利,以及民生行业。包括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这些必然要交给政府去管。

市场竞争有风险,企业家投资,赔了赚了可见他的专业水平,这是本事。而政府投资则要规避风险。我们不能把税收得来的共同资产,做风险投资。这种投资就是不负责任。政府投入往往用在私人投资不乐意投入的地方。这样的投资如果没有效益,可是有社会意义和价值,自然需要政府投入。诸如军事、交通、公共事务等。

封建地主在管理社会时,主要的资本是土地资源,他们因为垄断土地而掌控着社会财富。这个阶层属于精英阶层,可是未必在其他方面表现出优越性。可是,在企业家管理工业化社会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企业家有钱,还需要有市场的敏感,而且需要购买技术和用资本的力量驱使掌控技术的人为他做事。这个资本管理本身就是专业能力。资本社会的管理者也是精英,可是这个精英更多专业性。

管理好一个社会,有一些本然的规律,其实这些是全人类通用的思维,也是可以借鉴的管理模式。一般而言,一个社会一个单位,存在一个“二八率”现象,就是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是人群中的前20%。看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组织优势,就要看这个20%的人群在干什么。最优秀的最聪明的人群都在搞科研,这个国家的科研水平一定很高。这个人群都去搞经济,搞生产,于是经济繁荣,生产力的水平也就得到了提高。所以,当我们未来要关注科学技术和企业发展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引导着这个20%的人群去这两个领域奋斗。

社会问题的解决,以及专注力都应该把重点投放在这里。如果我们不去修正过去的思想,以及文化的问题,那么社会未来的持续发展就会出现滞缓问题。

读课文人物:鲁迅《风筝》里的“小兄弟”

鲁迅在其散文《风筝》里回顾往事——二十年前,自己曾经毁掉了小兄弟的风筝。为这事,他心存戚戚,感到愧疚。

这里的“小兄”是指谁呀?

查证如下:

鲁迅原名周树人。其兄弟三人,他有两个弟弟:二弟叫周作人,三弟叫周建人。周作人小鲁迅5岁,周建人小鲁迅7岁。

课文中说到这事,对于小弟有这样的描述:“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

鲁迅1881年生人,1893年父亲去世;1898年离开家乡到南京路矿学堂读书;1902年东渡日本求学;1919年鲁迅在北京八道弯买房,全家团聚。文中说:“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说这话时,应该在1919年上下,此时全家居于北京。而上溯“二十来年”应该在1898年鲁迅离家求学之前。

1898年时,鲁迅17岁,周树人12岁,周建人10岁。

这么推敲下来,文中的“小兄弟”指的是周建人。然而,在关于本文的研读中很多人还提出一个说法:此文是说给周作人听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再补充鲁迅一家在北京团聚后的一段经历:1923年7月18日鲁迅兄弟失和,周作人递交断交信;1924年6月11日,鲁迅与周作人兄弟打斗1925年1月24日写作此文,时年四十四岁。

此文的写作背景是鲁迅一家从相聚到分散,鲁迅与二弟失和,再无一点修复关系的可能。在这个特殊境地里,鲁迅回忆过去兄弟们在一起的生活,对于与兄弟的从严管教带有愧疚,应该看出此时此地他关于兄弟情感上的珍重以及现实境地的苦痛。

在鲁迅12岁上父亲去世,家底中落。这在鲁迅生活中是一件影响很大的事。按照传统观念,此后他与兄弟是亦兄亦父的关系,家里的担子压在了少年鲁迅肩上。鲁迅在这一点上是一个传统的人。所以,在他可以自立之后,他还是把全家迁居到了北京。他有了力量可以养家了,还是去做了让全家相聚的这件事。这件事似乎完成了他的一个长久的心愿,他比较看重家庭的相聚和兄弟的情感。然而,世事难料,命运多舛。

写作《风筝》时,鲁迅的心情是复杂的。文章中所渗透的作者的抑郁和苦痛,以及他的愧疚,我们都可以读出来;甚至包括他的自我的剖析,对于家庭和兄弟的重视,都隐含其中。这么多话他是要说给周作人听的。可是,我们在文章里读不到二弟,没有他的影子,说的事是发生在周建人身上的。说的事,是周建人。他完全无感。

其实鲁迅此时此刻所想的,还不仅仅是这一件事,不仅仅是说给周建人听。与他说的意义不大,他在这里要把话说给周作人听。他要告诉二弟的是这样的意思:在这个家里,我是长兄。父亲走得早,我想为这个家庭多付出责任,多承担义务。我希望兄弟们都好,我希望我们兄弟关系都好,我想或许是我做的不好,我比较严厉,方式方法没有通融,不善于表达我对于你们的感情。这无疑造成兄弟之间的隔阂,这是我的错。

我错了,我很愧疚,兄弟你能理解吗?

——写作《风筝》时,鲁迅要说的话大约如此。在文章之外,或许就渗透在文字里,这些意思,周作人读得懂吗?读者可以理解吗?

朱自清《背影》的文内文外

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在用现代汉语(白话,口语)表达的近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未必称得上是一篇精品,可是这一篇文章因为入编中小学教材,广受社会关注,被人们进行了多样化解读。大家理解上很大差异,于是谁是正解,这无疑成为阅读公案。

我很感慨:《背影》文内文外意味无穷!

而今,读者把“背影”作为文化符号。言及一个人的“背影”,所唤醒的文化意味是什么?不用说,你脑海里有这些人生况味:印象模糊,相形渐远,而最终隔离。

在这一些感受里,唯一缺乏的是与人的亲近感。语文老师解读《背影》,总说这里反映了父子情深。这一边读者说感情深;那一边作者写作的真实表达是两人隔膜,相形渐远。这两者之间,在一篇文章,一则关于父子背离的故事,与“父亲”关系的理解上,认知差距是巨大的。

作者与父亲是近还是远?生活为作者的表达提供了诠释。那一次作者记述的父子别离,是1917年。《背影》的写作时间是1925年。这之间是八年。八年间发生了什么?八年前,父子之间是什么关系?《背影》的表达反映了作者如何心态,以及这之后父子关系是如何的?这一切都是与文本解读有关联的。

朱自清的父亲,朱小坡,有儿女四个,分别起名叫自华、物华、国华、玉华。最后一个是女儿。他们以“华”标明辈分。

这是传统文化习俗。在旧中国传统习惯影响很深,父亲也是老辈人。朱自清是野马性格,他自更名叫“自清”,可见他与父亲与家庭的决裂,也可知父亲对于这件事是在意的。

父亲或许私德与公德有失。他纳妾,与他的母亲也有不睦;还交卸了公卖局的差事。可是,在对待朱自清事上,还是尽了作为父亲的责任。1916年,他支持朱自清到北大读书,也为他举办了婚礼。而第二年,他丢了公职,这个家的经济基础就瘫痪了。父亲再也无法支持二儿子物华去读上海交大。他要变卖家产,举办丧事,支持朱自清完成学业——这就是《背影》写到的。而且,文中对比写到父亲与儿子的衣服,可知父亲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亏待大儿子。

1920年朱自清在北大毕业,本来可以反哺家庭了。他在扬州八中任教务主任。父亲因为与校长很熟,要把薪俸交给大家庭,支持家用。这时,朱自清的妻子与孩子还在本家,也要大家庭供养。这让朱自清极为不满,以为父亲专制。他愤而辞去教职,后来又把妻儿都接出来,过自己的小日子。这件事,对于父亲以及大家庭的伤害很大。1921年朱自清与大家庭与父亲决裂。

从1921年到写作《背影》的1925年,父子之间关系淡薄。期间1922年和1923年暑假,朱自清携妻儿回家,试图和好。可是父亲很执拗,始终不冷不热,朱自清也觉得无趣。所谓“二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所指的就是这一段时间:1924年、1925年。父亲写信,说两个事情:一是想念孙子,二是自己身体不好。你想想,在他们关系断绝,彼此不往来的情况下,父亲主动写信,说想孙子了,说自己“大去之期不远矣”。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多么明白:很传统,很专制,从来不服软的父亲,现在服软了,认下孙子就是认下儿子啦!这时,你再看,朱自清所写到的眼泪,所想到父亲的背影,其内心的情绪波澜,大约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生活并不按照预期来演变。朱自清没有回信,没有与父亲回应。尽管我们在《背影》里读到了作者对于父亲的关爱的理解,他也有悔愧的心情,可是他的选择不是回信,不是回家。他不是用这个最直接的方式,来修复父子关系。他在感动感慨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公开发表,间接传声。

在《背影》里,他抹去了很多真实的生活印迹——父亲支持他读书,而那一次买橘子,也是父亲付出劳力之外,在财力上的最大支持。物华读到《背影》,看到这里的情节说,那时父亲最难的不是爬月台,而是家里没钱了,他支撑这个家庭太难了。要知道,那时他们家已经一名不文,遍地狼藉,变卖了所有家产。物华读《背影》,滋味与我们普通读者很不一样。他以为父亲很对得起哥哥了,他用尽了力量。

朱自清间接传声,说明他内心与行动还是割裂的,可知他此时很纠结。我们读书,未必看得出在他的眼泪底下还有一些隔膜是存在的。1927年朱自清第一部散文集出版,命名为《背影》。可见,这一文这一事,在他心目中地位重要。父亲读到时是1928年。据物华回忆,当时老父亲眼泪纵横,啜泣不止。至此,父子之间感情的冰层才彻底融化。

父子之间这一层隔膜用了八年才打破。而在《背影》里,虽然作者在回顾中流露出父子真情,可是这一层相隔还是存在的。父亲感情是真是幻,父子关系是近还是远?读一读《背影》,想一想、品一品生活,耐人寻味。

求解顾城之谜

顾城的诗歌早熟,这也导致了顾城人生的归宿。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称之为顾城之谜。

为了答题,我特意查阅了一些资料。下面从诗歌与诗人特质的同构说起。

诗歌是人类最早创造出来的文学样式。经典文学理论,解读诗歌源自劳动生产。换那句话说,诗歌就是劳动号子。这个“东东”,在劳动情境下,个个疲惫的人呼号起来,给人带来的是愉悦感,也让精神感奋起来。这件事,最便宜,没有成本,对于人的精神生活而言具有疗救的作用。诗歌是个好东西。

后来文人不劳动,也发现它的好处。在闲静的环境下,人与自然相融,这时有一些小小的心思开始蠢蠢欲动。他又在孤独的境地里,这些话要冒出来——冒出来的,如一眼泉水,汩汩而出。这就是给人感觉眼前亮晶晶的诗词了。

诗歌给予人的是精神上的愉悦。这作用类似于一杯茶,一口酒,深情款款的舞蹈,奇幻迤逦的乐曲。诗歌具有鉴赏的作用。沉迷其中,这个诗人就要产生一个精神与肉体试图分离的感觉了。

诗歌最贴近童年。很多诗人,都是在年少的时候,出产好的作品,而当他生活经验不断增加后,反而距离诗情画意的生活变得遥远了。还是要说顾城,我觉得作为诗人,这个样本很值得研究。

顾城有一首诗,叫《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诗歌不长,复述下来: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涂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

诗人当时的确是个孩子。他在孩子的年龄,竟然看多了世界的不幸,见识太多了黑暗。他这个说法会让具有丰富人生阅历的成年人产生共鸣。而且,他要“涂去”,要“涂满”。一去一加,这都是要改变世界的。他设想着以自己的力量,让无数经历灾难与处于黑暗处境的人,都可以被光明沐浴。这还是一个孩子的思想以及一个孩子的作为吗?

诗人与小孩子有一样近似,这就是他们都生活在纯粹的自然的简单的生活里。人与自然交流,这是单向的,你认为花草树木如何它就如何,生活是由你去感受你去解读的。所以,在这个境界里,人是主宰,在主观性表达和基本认识上你说了算。同时,你是自由的,你去跑、去看、去想。这些时候不会有一花一草,一朵游云,它们好事来干预你。即使小孩子很弱小,在纯粹自然的境地里,只要他不涉险境,其所感受的自然生活一定是自由自在的,是无限幸福的。后来,随着人的年龄增加,社会阅读增加,他就要慢慢从自然归属中脱离,因为此时他进入了社会,不管他是否乐意,都要习惯于与人交流,与人合作。他要熟悉与适应社会生活。

诗人是被诗歌绑架了,他在自然生活中产生依赖,这是他思想与感情的源泉,诗歌非要在这里的纯净里,才会变得清澈。他们不接受甚至抵触社会,不愿意与别人接触,他们以为在他们走出诗歌境地后,处处危机四伏,社会与人都是复杂的。顾城,这样的诗人,小孩子时就被诗歌绑架了。在这里的成功,在这里的执着,让他们开始产生疑惑,以为这里就是他们的皈依。

这个选择让诗人时常纠结和苦痛。还是看上面那首《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这里的任性,在本质上就是自由自在,我去主宰世界。我抹去不幸,我涂画出窗子,让光明与希望铺满世界。这个世界就是顾城的,他虽然是个孩子,他用思想的力量就可以改变世界了。这么看,他多么厉害!很遗憾,他是在虚空里伟大起来的,这是他感觉出来的成功。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他也看到了。他要抹去的不幸,就是人类的灾难,就是风雨对于弱小花草的摧残。黑暗占据世界,人们已经习惯于在黑暗里生活。他比别人更敏感,他最爱的光明,非常稀缺。夜晚分去了一半的光阴,而还有很多白天,因为有乌云,也会遮蔽了光明。黑暗是这么持久啊,又是这么沉重。在现实的观察后,顾城写下这首诗。你在字眼的玩味后,可以感受到此时此刻,顾城在诗歌里传达出的是希冀与光明,而他留给自己的则是长久的沉重的黑暗。

诗人在传达他的情感的纯粹后,他们往往会关闭,他们走向现实,面对现实的那一道门。他们走不进现实,他们不接受现实,他们更喜欢让精神提升,让自己耽于这里的美好和纯粹,让自己在虚无里变得伟大。明白这一点,或许就能走进顾城的世界。他在现实中诸多行为的不可理解,在感情生活里的纠结与关系的紊乱,这一切引发你产生的疑问也就有答案了。

顾城眼前似乎有两扇窗。一扇打开,可见现实。这是凌乱的,是不可改变的,是被黑暗统治的,也是会给人带来灾难的。一扇打开,给他憧憬,给他希望,给他光明。在这里,他面向未来。你说,他最爱打开的是哪扇窗子?

当然,我们若是顾城,也会选择希冀,而且这样时间久了,他开始害怕打开现实的视窗。他不忍见,不愿意见,惨痛的,血淋淋的,无比真实,顽固统治世界的那个现实。逃避,这也就意味着沉迷于幻想。久而久之,顾城,这个诗人已经无法区分真与幻。包括在谢烨和英儿之间,他也出现了选择的困难。

我们何尝不是在某一个时刻,在某一件事上,与顾城境况类似呀?这是真是幻?曹雪芹不是在自己制造的有关大观园的一段生活里感觉亦真亦幻,他的思想也陷落于一场迷局了吗?

说说文章的严肃性

汉语言的文字,始终维系表意的传统,并没有转为音符文字,即没有抽象化为字母文字。这样一来,文字一直被少数人占有,与口语脱离,未能在社会大众间普及。所以,书写这件事,就成为贵族阶层与社会精英喜闻乐见,而他们自矜属于很有文化的事儿。这个书写,包括书法——写字,也包括写作——文章写作。

人类生活早期,一些歌谣,远古时期的歌谣属于生活里口头文学的记载,被传承下来。这有文字固化的功劳。这也让人发现文字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打破时空限制,把古老的东西作为传统一代代传承下去。文字的这一样好处,就让忠诚于祖先文化的古代中国人很惊喜,他们在祖先文化遗留的稀少字符里,不断品味、泛化、延展、敷衍,最后加上考据,从而让文章表达中一个孤立的单一的信息,一个意思,在流传和解读中变得无比丰富和深刻。

口口流传的文字,与劳动结合,还应该,也只能是诗歌,或叫歌谣。这样的样式最短促,最好记,最便于传播。所以,在文字传承上,现在被大家熟悉的,古老的文字除了作为铭刻和占卜的字符,还有就是古《乐府》的诗歌了。

后来有了早期教育,老师教书。那时的刻印与印刷没有现在便利,通用教材很少。所以老师要做选文,自己编制教材。据说,孔子就做过这事,修订过《春秋》。他教的学生,年龄各异,有小孩子开童蒙,也找来。他教书,选材一定是以诗化为主。除了孔子个人偏爱这个文章样式之外,我猜想与蒙学有关系。孔子开了诗教的传统。换句话说,诗教这个教育传统,让诗歌流传下去,成为学习的道统。这事还要感谢孔夫子。正因为中国教育中有诗教的传统,这才能开辟唐诗宋词的盛世。

自然,也因为读书人,读诗、写诗,他们有这一个文字本领,后来隋唐开科,要录取一些知识分子,让他们参与政事,就选择以诗歌取仕。时人以为,写诗是本事,读书人这一件基本功没有练好,就证明你不是读书的材料,就如现在读语文,大家都说写作文最重要一样。

写文章,再被传承。这就成为一个读书人的成就和荣耀。这些文人只要凑在一起便是琴棋书画,弦乐笙歌,彼此酬和。顺嘴说两句话,这种文绉绉的东西,又是不读书的人说不出来的,这便成为雅趣。而且因为现场有歌舞配合,在语言表达中便增加了韵律和节奏的考虑,或者在微醺之后,血液里都会融入乐律感,这时说话自然也就有了韵味。

与其说,写诗是一种语言表达,不如说这是一种文人生活的产物,是他们的情感的自然流露。这有一点类似于今天大家唱歌,一些爱好音乐的人,非要弄出一点东西,最后胡诌两句——这其实就是顺口溜,再配合上曲调和旋律,这就被成为流行歌曲了。在他们圈子里,弄出这一件事,被赞誉为唱作型歌手。唐宋时写诗大概情形如此。

文字的功夫被少数人拥有,成为读书人的本领,而且依靠这个本事还可以做官,成为人上人,读书写作这件事一下子就显得高贵了。在官本位社会,这个科举太重要了。这就为读书人开辟了一条人生道路。尽管这条道很窄,读书不仕,或不举的读书人不少,可是只要是读书人都很看重写作。不仕不举,他们还会写作,甚至就把成一家之言作为专业追求了。今天很多大家熟悉的诗人、作家,其实都是因为不入官场或者出离官场后,成为专业化写作的人了,才有了一点文学成就。

比较而言,有一些文章,地位不高。一是俚俗化的艳词酸曲儿,这些东西到了歌女那里专用来讨取达官贵人的欢心,文以人而鄙俗。二是专用来民间演出的戏曲,这也是玩儿,在民间流传,插科打诨不少,说不上崇高。所以,这些也被把文章举上神坛的儒家所排斥。非要到没有文化的蒙元入主中原了,他们喜欢这些大俗的东西,所以才把散曲儿这个东西兴盛起来。三是小说,这就是讲故事,全世界各民族都会讲故事。这是最为普及的事,很多民族还有史诗流传。这其实就是用诗化的语言讲故事,增加旋律便于传唱。而汉语言文化传承上,不太喜欢用这么神圣的文字来做这个事。所以,小说产生的时间很晚,大部头不多。现在流传,被认为经典的几部小说名著,大多是在市井流传,集体创作,后来被文人加工而成的。最被中国人推崇的《红楼梦》也被考据是在大众流传中不断被修改完善的,或许更近乎集体创作。官方语言是文言,你弄出口语化的东西,当然不可登堂入室。只有边缘化的文人,才去找这一条出路体现读书人价值。

这么一路追溯下来,我们发现中国文化里,之于文字文章,一直很看重,以为这是知识分子的本领,是经天纬地之大事。这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文字里总要负载着重要社会教化的,传播价值观,体现传承意义的职责。

这个严肃性,让中国的文章不太轻松,这是他的一副面孔。即使在诗歌里,本来是个最为率真表达个人情感的文体,或许没有个性化,没有隐私性感情,就没有诗歌;我们也在里面增加了很多社会化的解读,赋予了社会责任与担当。这就让中国人的阅读也就不轻松,不管作者是否有这个意思,读者非要赋予它——一篇文章,很多神圣、伟大与崇高。直到今天,这一份严肃的色彩才有了削弱,可是这又让我们接受了顺化的人感觉不适应。作家怎么不救世了?对此,我们还是不解的。

其实,哪里有救世主?现在读书人多了,遍地是,他们更不能救世了。我们这般草本,很多时候连自救都不能。文字应用和传播越普及,越接近底层,这一份崇高越会被消解。

一首诗,一段生命——说说顾城与海子吧

“我失去了一只臂膀,就睁开了一只眼睛。”这首诗叫《杨树》。作品发表时,顾城只有八岁。

这首诗只有两句话。小小的顾城,他迷醉于自然观察,看到了两件事:一是,一棵白杨树,在一夜的雷电交加、暴风雨摧残之后,枝叶破损,遍体鳞伤;二是,折断了树枝的白杨树却挺拔了身子,不断生长,就如头顶长着眼睛,它要居高眺望。

小小的顾城,确乎有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他不但看到了大自然中的生命在成长中的艰难,还看到了在挑战自然中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的伟大。只有八岁的顾城,把现实与展望联系起来了。

把两种观察到的自然现象,建立关联,由此升华出一个思想认识,诗歌的意味就出来了。八岁的顾城,说话就是诗。在诗句的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是他的天赋悲悯的情怀。他的生命具有一种超然的状态,是脱离红尘的,是无比切近而融入自然的。很难想象,一个孩子,他的灵魂可以进入白杨树的躯体内,可以感知可以思想,由此在这个躯体上长出眼睛——这无疑是顾城的一只眼睛。他从这里居高望去,他看到了什么——我们无从知道,而这一刻,我们发现,他所认识到的,一定在悠长的远方。

顾城也是一个可以看到远方的人,他之于现实的超越,就在于他的认知的冷峻——自然,我们所讴歌的这个自然,这个现实的处境,它所给你的是什么?暴风雨、摧折了树枝、一地落叶。这是顾城看到的,他的所认知的美,值得他所眷恋的,确乎不是眼下,不是脚下,而是高处、是远方。

后来他果然去了远方——新西兰激流岛。可见,有什么样的精神就会有什么样的归宿。他的精神也迷失在与英儿与谢烨的感情纠结之中,这也导致了悲剧性的结果。

再读海子离世道别的那首《面朝大海》,他的视域范围,也不在眼下,不在脚下,而在梦想里,在远方。只不过,虽然两首诗都有超脱红尘,一骑绝尘的意思,可是在前者理想与现实还有联系的躯体——这就是那棵白杨树。白杨树所经历的现实与他的憧憬和生长都是一体化的,顾城在逆境中勇于承担,而且不断成长。而海子的《面朝大海》,则是没有自足点的,现实已经虚无,他没有看一眼脚下,他毫不理会这一切,没有羁绊,他在走进他的幻觉里。入梦的感觉是什么?思绪是片段的,不成为系统的,一时东一是西,这个想法是漂移的,因为再也不用脚步去走。读《面朝大海》给人感觉就是入梦了,海子在梦境里了。

生命的终极阶段就是一段幻梦吧。宗教有多种,可是它们在解释生命归宿时,却不约而同告诉你——那是一个最为美好的境界!超脱了自由羁绊,你就是思想本体,可以任意飞,想哪里去哪里,想什么有什么,肉体的驾驭变得无比轻灵,再无一切红尘的困扰。

海子选择去了那里,他是相信这个存在的。他的生命在超拔中,往高处生长,往远方涉足,于是他去了一个我们不可抵达的地方。我不以为那是死亡。在海子看来,那里是永生!

在读写的行为背后

读写几十年了,豁然明白,人的阅写本身,或许不仅仅是为了增加经验,而是要发现自我,输出自己的经验。

我是要在阅读中获取经验的,因为初入人世时我什么都不懂。这似乎是很多时候阅读的初衷。可是,当我的阅读有选择,有指向的时候,这个阅读其实较多在满足我自己的认知需要。我读《三国》,偏于历史的了解需要,于是按照扬刘抑曹的取向去读。这样我读出来的体会,与作品宣讲的基本价值观吻合,这就是国家政治上的所谓正统伦。汉没落,三国起。按照政治继承的说法,刘备是汉室宗亲,所以血统要好于曹操。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就是想要篡党夺权。你看,我在读书时已经有了情感和价值观的预设。

很多时候与人交流读书体会,发觉彼此有差异。看来各人读书,读的还是自己。自己的经验和主观意愿是加入阅读中的,这才有不同的看法。阅读带有主观性,是个性化的。这也为大家普遍接受。尤其,在成年人阅读,有了生活经验的垫底,三观也基本确定了。你读的,取舍间,已经加了价值判断。此后去读,其实是为了要找到一个依据,用别人的经验来验证或佐证你自己的观点。

写作也是主题预设的。你有话说,说什么,怎么说,都服务于表达的意图。我们通常讲故事,说见闻,取来别人的话语来说事,等等,这样的表达都是为了要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阅读和写作中都占着一个非常独立的“我”。我读,我写,我要深度参与到读写中。所以,鼓励学生阅读,鼓励他们写作,一定要给他一个机会,一个来证明他的,展示他的机会。

学生是读写的主体。大约是说,我们所教的读写,不仅仅要把读写的客体存在说清楚,还要给出余地和时空,搭个台子,让学生说说,他读懂了什么。他还要写出来,告诉你他的思考。要让这个告知,被大家知道。作文不能在写作后,变成沉入水底的石子。

在读写的行为背后有他——学生作为主体,他们的认知最为重要。所以,好的教学就是要让学生的读写,被关注,得到良性的心理回馈。矫正认知,告诉他对与错,这种偏于知识的关注,反而要退居其次。

卓越与孤独

读书、思考,以及专业化的研究与思想提升,这个过程本来就是要让我们从大众化的人,在专业化上逐步走向小众,进而成为拔尖的人才。

这个追求卓越的过程客观上在改造一个人,尤其那些选择在思想和艺术上出类拔萃的人。在专业化上的主动发展也让他们逐步陷入孤独的,痴迷的,而且是进退维谷的境地里。

早就有人看到了所谓政治家,那些被成为伟大领袖的人的内心的孤独。我们也会发现,一些诗人,他们是超感性的人,因为陷入了感情的纠结中,理性无法把控他们的身体,所以他们中不少的人,在这个专业化的走向中越来越独立,越来越孤立。在这个边缘地带,也有人迅速察觉了处境的危险——此刻他站在悬崖边,下一步就要坠落了——他们返身而退,不再纠结于诗与远方。

再有一大批人进入专业境地,最后也走到专业化顶峰,他们其实也有一些个性化的表征。你看他,与别人不一样,他也自觉自己不同大众。有报道称。钱钟书不喜欢接受采访。他提出了一个所谓“蛋好吃未必要去看看生蛋的鸡”的理论。这时,他已经超脱了世俗境地,他在自己的精神境界里了;而这是很多人所不理解的。一些宗教上的信徒,他们无论对错而痴迷于思想超脱,最后精神所到达的也是别人不知道的,不理解的境界。

这就是一个关于人生选择的问题——一个人独有的,他的思想和专业的选择让他有一个特殊的结果,这也未必是他要的结果。我们总是要让自己在这个选择的道路上走得远一点,我们希望超脱一点,最后很多的个体,在某一个时刻,他发现自己陷入了孤独的境地。

关于中国社会的门客文化——如何认识《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的门子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选自《红楼梦》,故事里有两个人物:一个是贾雨村,新到任的官员;一个是门子。

门子是干什么的,他为贾雨村出主意,要谋的是什么?这就涉及到关于中国古代的官僚文化。因而有下面的言辞。

中国古代社会,在集权体制下,客观存在不同层级的专制,也就是以一个人为中心建立一个权利体系。其他人忠诚于这个中心人物,从而保证权利的运行。权力从集权到向下赋权,一层一级下去,最后得到落实,把具体事情做了。这个管理体制大致如此。

在这个组织体系中,中心人物身边客观形成一个附庸人群,我们叫做门客。孟尝君善于养士,这是有名的。其实也不全是“士子”,鸡鸣狗盗之徒俱全,各有各的用处。这个被豢养的人群比较复杂,大致包括几类人:一是帮闲,二是幕僚,三是杂役。

帮闲,不需要特别本事,主要为中心人物提供情感上的慰藉与心理上的优越感。会察言观色,会说话,比较乖巧,知道进退。这些方面很重要。向人讨一口饭吃,有没有别的本事,可不是吃力气饭的人,自然就要斗心眼,用心机了。自古以来,讨巧是一项重要的本领。中心人物,在权力顶峰,见人识人,哪有不懂的。可是,他们离不开这些帮闲。出门一群人簇拥,人前一副笑脸,制造一派风光。这自然也是一些人热衷于谋取权力的一个原因。

幕僚,都是有文化的,读书人。读书,有知识垫底,有一定的阅历,懂得在公务处理中的机巧,他们在关键时刻出个主意,服务权力中心人物,供其驱使,做一个副手或随从。这在很多幕僚看来,也是一种事业上的成功。中国文人,热忱于做一个中心人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从权势人物那里获得赋权。做不到这一层级,便成为幕僚。所以,幕僚文化说到底就是旧知识分子的文化。

杂役,这也是一类随从,做具体事情,甚至是佣人、衙役、打手。幕僚出主意,中心人物发号施令,自然要一般杂役去做事了。这些人听招呼,在皇帝身边的就叫奴才。这些人,帮不上说话,就帮个使力气,费功夫。具体的事,一旦打上官方旗号,对于底下的人一声招呼,这本身也是赋权。所以,在衙门口也有很多人希望谋上这么一份差事。

在中心权力周围,大约要形成这么三类人:讨巧的,出主意的,帮闲的。知道这个,对于中国衙门口的文化,就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