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舆情看行政抉择

近日,有教育改革的舆情爆发。这引发我的思考。

决策,过去主要是行政抉择,是由领导决定的。而现代决策,一般要引进专家参与,即学术力量参与其中。这样一来,所谓政府决策,要受到两种力量的影响:一者是学术派基于问题解决的对策,二者是行政管理从推进改革角度做出的抉择。

在审读一个政策,可知这两种力量参与的基本状态。因为两者做出判断的出发点和思维的角度是有差异的。行政偏于政治,顾虑社会反应,要较多考虑适应性,即这个预设方案可以不可以实施。而学术表达是偏于理想的,更具有针对现实问题解决的魄力。正像有的学者说的,我就是一个扔炸药包的。我冲上去,炸药包响了,打起来了。之后的事,就不是我的了。行政管理就是要主导局面的,现在如何启动,后面如何推进,甚至出现问题的善后,这都是要负全责的。

同样是落实国家政策,在区域制定实施方案时,可以看出各地在决策上的主导力量,以及决策的方式。有的地方政策保守,是行政抉择,而学术力量的参与较少。反之,一个区域决策很大胆,有改革的魄力,这一定是由一群学者所主导的,或者其领导也具有学术气质和情怀。

目前看,有的区域政策在实施中不断出现问题,舆情很难控制。这与学术派主导,政策具有冒险性有关系。同时可以看出,在政策的研究中,思维的缜密性不足,缺乏应对问题的预案。因为有的政策一旦出台,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明知政策实施会出现问题,在推动中却视而不见,非要出事了才疲于应付,这一定是在行政层面缺乏精细化管理造成的。

所研制政策在社会关注上,要考虑基本面,知道大多数人他们对于这个政策的反应,以及它产生的效果。没有这个预判,匆忙出台政策,势必引发舆情汹汹。偏于学术的政策,较少顾及对于现实的冲击,以及是否可以实施,虽然在构想上非常美好,可是在实施中总是被大众的批评所吞噬。正是因为这样,已经死掉了不少政策。

学术性和行政性两种思维如何整合,共同作用,形成区域决策,这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新鲜事物,要看到正是在改革最前沿的地方,这种形态是存在的,虽然稚嫩,不成熟,而且容易出现偏差,可是这毕竟是改革中涌现出来的经验。这种决策方式总比一两位领导拍脑门子决策,要具有科学性。

任何政策都有正面和负面双重效应。因为推进改革,势必要发挥政策的破局作用,即放大优势方面。这本来是没有问题的,现实问题是,我们对于政策的负面性准备不足,缺乏出现新问题的应对预案。政策准备只有一面,疏于另一面的准备,这导致在实施中一旦出现问题,舆情就造成政策的大反转,声讨声音会淹没理性思考。于是,我们推动的改革政策总是忽左忽右,徘徊不止,由此带来发展的窒碍问题。

对话与遐想

我与朋友问候。

问:回高一了吗?

答:对,循环,高一。

问:适应吗?

答:?

问:新高考,任务群教学,适应吗?

答:不明白。

这是一段微信问答。

在这一段问答后,我也陷入思想的疑惑里。本市施行普通高中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今年进入第二年。按照《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设定内容,有十八个学习任务群,未来的语文教学应该以任务群教学取代传统意义的课文教学。这对于每一个老师而言,都是严峻挑战。因为任务群教学要按照单元设计,围绕学习任务群的实施,预设社会活动情境和学习任务,在综合性学习活动中,发展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这就彻底颠覆了教教材的模式,而要用教材教,做情境活动设计,一切教学组织都源自于教师的再创造。

从高三下来,由传统的教学转型为任务群教学,我所担心的就是这个转型很剧烈,老师容易不适应。对方的回答则是,我不知道什么是任务群教学,我该怎么教还是怎么教。教师置身于改革之外,你宣讲号召你的,我教我的。这种态度无疑超出我的想象。可是,这又在情理之中。要让改革政策落地,现在还有一段距离。

以新高考为撬动点,深化课程改革,自然需要教学改革来落实。学科核心素养落笔在了课程标准,还只是文字表达,宣示着基本理念,可是在教学行为上更需要把这个理念落到实处,需要用教学改革——从单一课文的阅读转型为以任务驱动的综合性学习,全面发展学生的语文素养。这就是现实所需,是改革推进中,在现阶段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和任务。

在手机屏幕的那一端,我想朋友还在疑惑里,什么是任务群教学呀?任务群教学怎么教呀?我无法回答。即使我给他讲清楚任务群教学的组织形态,这也要彻底颠覆他的教学习惯,要他自主设计每一节课的活动,教学要全新设计,一切教学组织、监控、评价等都是全新的。这是何等艰难的抉择呀?

在短暂的平静后,我想自己明白了一点,对方是教师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多数,他们已经固化了思想和行为,他们并不乐于在这个变革中进行自我的否定。况且,他是个优秀教师,教课好,学生欢迎,学校器重,他也自视甚高,有优越感,改革要改变他,让他的经验归零。一切教学行为从零开始,这样的教师转变的事情会发生吗?

我没有信心。不是对于他没有信心,更主要是对于我自己。我们传达理念,灌输新的思想,推动着改革政策的落实,现在在自己最熟悉的老师,在最依赖的骨干教师这里,似乎这也是一面墙,坚固而不可逾越。

你理解我现在的纠结吗?好比天上有一朵云,非常漂亮,在太阳辉映下,光亮而灿烂。我想摘下来,可是无论怎么跳脚,把手伸长,结果呢?你知道了,总是短着几分。这一段距离,看着似乎是近的,其实隔着千万里。

关于语文教育改革中教师的忧虑与纠结

正如我们之前所预计的,落实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在偏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选择上出现了纠结:

1.课标组专家领衔研发了一套教材,按照课标预设教学,由四个环节组成:一者是单元教学目标和内容,二者是学习情境与学习任务,三者是学习活动设计与配套资源,四者是学习成果展示与检测。可见,这条线是学习任务群教学,做出的是学习流程设计。而且,教材分为教本和学本,还有网络配置的课程资源。如此便于教和学。

2.部颁教材的研制也集合专家,目的是构建一纲一本的语文课程体系,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作用。现在这一套教材正在试教中。从编写体例看,教材模式是:选文研读+学习活动。以选文为主体,每册书八个单元,含一个单元的整本书阅读;两个单元的活动设计,这近似于过去的综合性学习或研究性学习。这个模式兼顾了传统意义的课文教学,以增量的方式,融入了任务驱动的学习活动。这种设计考虑到现实教学的转化与应用中的实际情况。

在以上两种情况之外,还有一个基本现实,其实与以上两种教材的预设都不一样。以上选择都是偏于理想的,基于课程标准而推动学习任务群教学,所以进行学习单元整合,打破课时限制,整体规划一段时间的课内外联通的教学。这个学习以任务驱动,以探究活动为基本形式,希望让学习和生活实际联系起来。这种学习综合性和研究性突出,与考试之间的对应关系被打破了,因为在这个学习中并不直接对应知识点与能力点,而且训练形式也与考试形式剥离了。只要看看作业设计就明白了。这些作业和练习,不是问答形式的,而是成果化的,是一则小论文,是参与一个活动,是研制一个调查表,是撰写一个调查报告,等等。这些成果与未来高考的对应性是不显著的。在充分肯定如此改革有利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之外,也要看到之于学与教,两者都存在操练障碍——教师觉得难,学生也有困难。

现实教育中的教师在应用教材中,他们所遇到的困惑与纠结一定是这样的——这一边是教育价值主导的改革选择,那一边是考试压力导向的学习需要。两者同时作用在教师教学,教师处于这个矛盾焦点上,他们的选择困难与思想焦虑是必然存在的。

政策落地的主体,不是专家不是教材的编者,尽管他们具有崇高的学术权威,在改革中发挥着引领作用,然而在政策的落实层面,主体不是他们,而是广大教师。一个改革政策在落地时,要充分考虑教师教学的可行性。没有他们的理解,参与,以及转化,则改革政策无论如何做美好描述,其实也是无法实施的。面对教师存在的这种普遍忧虑与纠结,我们又该怎么办?

三十几年工作经历,我了解到高水平的教育,也知道最薄弱的教育,这种发展的不均衡是客观存在而且短期内无法解决的。作为全国普遍应用的教学推介模式和方法,一定要有普遍应用特点,即满足最基础需要,而拔高的追求要给到各地各校的自主发展去考虑。

专家的思想总是超现实的,体现理想主义特征,他们总希望在自己的拉动下,中国的教育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而他们不知道或者以为不能迁就现实,不愿意在满足基础需要,达到标准线来构想一个中国教育的模型。这就造成了理想与现实之间没有衔接和叠加。要知道,没有衔接和叠加,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断裂。老师们放弃了旧的,无法重建新的,这让他们无所适从。在基础层面的实际行动中的尤其关系到人的思想行为的变革要预留出可能的疑惑、徘徊的时间,以及在行动上迈出第一步,一步一步走下去的空间。

我有时在想,一批学者构想出来教材,应用在高中,是否适合不说,假如把这个教材应用在大学,供大学中文系学生使用——他们已经选择了走专业化发展道路,这也是难于承受的。因为长期在基层,与老师交流多,所以理解他们在改革中的普遍焦虑。

关于未来课程改革的遐思

课程建设与实施,有多个环节:研制发布国家课程方案——研制发布学科课程标准——研制和审查学科教材——国家课程实施与落实国家课程中配套的资源和特色课程的建设——组织教学与进行质量评价。这是课程改革一体化的管理过程。

课程建设中分设三级,赋予地方和学校一定的自主权。而在课程实施,即教学中,必然存在地区差异、学校差异、学科差异和教师差异。这是课程管理中自主性最大的部分。为了加强这个管理,我们以培训、科研、教研等来辅助教师改进教学。这些方面都是行政指挥的力量可以抵达的。在区域管理和学校管理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市场化的。这包括支持教学的教师所需教学资源,以及学生所需的学习资源。前者,教材编者提供了一本教参。政府做了有限干预;而对于后者,是完全走市场化道路的。市场对于教育的体外补充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支持教师教学改进的部分。

教参、教案,论文、论著,以及各类专业性教学研究书籍,课例、教学案例,课程资源,教研的辅助资源等。这些都应该是教师改进教学的重要参考。

第二,支持学生提高学习质量的部分。

练习题、教辅读物,学习资源,考试研究,以及学业质量测评分析报告等。这些是学生学习中所需的。

第三,支持线上线下补偿教育的部分。

线下的补偿主要是以购买社会机构提供的教育服务为主,包括补短,发展专长,以及满足个性化需要等。线上则提供助学助教的各样服务。

中国教育的管理模式大概如此。国家主办一部分,主要是课程上位的部分,课程方案与课程标准,以及统编教材和审查。中位的部分,地方课程、学校特色课程,区域教育管理,教学指导,以及课程资源的配套等都给了地方政府。这样自然形成了管理的分工。

市场部分是有空间的。然而现实中存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问题,或疏于管理,或没有孕育出来一个可以提供优质课程资源和服务的市场。在大行政的管理背景下,一些市场部分的发展做出的选择是非市场的。要以与行政挂靠的办法,进入边缘地带,渗透和干预市场。这就让市场竞争不是充分的,不是良性的。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在于政府管理教育,管什么和如何管,界限不是清晰的。有的地方,政府在管理上执行政策很严格,市场渗透没有边缘地带。有的则以政府支持的名义,而登堂入室。

随着加强政府管理的监控,未来要堵住的就是这个非市场化竞争通道。在教育质量提升中,主要的区域差异不是国家提供部分,而是地方行政干预部分,以及市场提供服务的水平和能力。这一点是受到多样的综合因素影响的,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即使作为地方教育主官,他其实对于这个教育生态的改变也是难于发力的。当教育改革进入深化阶段,很多问题的解决都关系到地方教育生态,不是教育单一层面可以干预和主导的。

如果看到这一点,我们就明白,在课程建设与实施中,最大的余地是教学,以及之于学生的管理,这是学校可以主导,是老师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这种改变是小环境的,是小范围的,是可控的。因此,这种改革无疑最有可行性,也可以最为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成长。

未来教育变革要三维启动:在政府层面要不断改善办学条件,配置优质资源;市场层面要有提供补偿教育资源的能力,具有良好的竞争环境;教师和校长要基于实际不断推进可控范围的改革。

关于文化撕裂

日前,河南沁阳一中2000名高三学生集体为父母一跪,场面何等壮观!外界普遍质疑,以为这是做秀,不是德育。而在网络留言中有当事学生则说,老师演习下跪,这个引导让我们很感动。同学们说,为父母一跪,值得!

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这么说,我们是老学究,比较陈腐了,在接受这种古老礼仪上有一点看不惯。

同样一件事,学生的看法与社会舆论不同。由此产生一个念头,或许我们同在一个时代,在中国,可是在文化处境上却存在巨大差异。我们谈论一件事,总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持特定立场,还以为全世界都应该这样。其实,差异性是普遍存在的。沁阳的地域文化,或许在家礼中磕头是寻常的。所以,学生不难接受。而在城市文化里,磕头这件事显得怪异。即使有人要复活古礼,让磕头这个文化礼仪在学校教育中昌兴起来,大多数学生也是无法接受的。

中国教育,虽然是一国的统一教育,可是在地域文化差异上是明显的,而且各校在实施教育中,关于传统文化教育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人说,磕头是陋习,是等级制社会臣服文化的糟粕。可是有人就讴歌,说人要敬天地孝父母,有庄严的仪礼教育,有助于让学生感知父母养育之恩。中国古代教育,特别重视礼仪教育,设计跪拜这种大礼,本意就是要触发人的思想感情。这个争议,客观反映出在现代社会,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而在地域文化上存在巨大文化差异的特殊处境下,关于文化认知的两元性特点。

即使我们用意在教育学生,要把一切行为导向主流价值观,把学生思想教育统一起来,可是在实施层面总要面对这种差异化思考。在这个新时代,客观存在分化与思想多元,如何实施教育,秉持正确价值观,每一个人的选择上都会存在纠结。这个题儿的破解,还真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沁阳一中的教育方式的选择未必是我赞成的选择,我的态度与认识也不会影响沁阳一种的教育选择。很多网友表达愤慨与质疑,可是作为沁阳一中集体叩拜的组织者,他们却未必接受你的臧痞。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处于这个事事纠结的处境里了。

其实,在很多时候,每当一件事引发形成舆论漩涡的时候,我都希望辩明事理,寻找到一个所谓正确的答案。后来每每纠结,后来的事态也总是不了了之,不免模糊处理。因为长期在一元化的思想环境里,我并不习惯也不接受所谓争鸣,我们参与争鸣的目的是为了要找到一个所谓的正确道路;还存在一个刻板认识,我们都认为我是正确的,所有人的思想都要归于我的认识道路上来。

在我写这一则文时,本意还是要在辨析中寻找一个所谓结论。可是,现在我发现,这件事最终又是不了了之,我们此时的纠结与思想冲突并不会导致一个大家都普遍接受的结果。现在明白了,这也是一个结果,不放下也要放下,大家还是要处于差异化认知状态。可以预期,未来在很多事情上在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知并不会一致,而是要保持差异化的。这就是现实社会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我们已经在社会发展中,处于不同的位置、立场,扮演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思想和态度,看问题的视角也是不同的,这最终导致个性化的选择。

教育的困难就在这里。我们要用一个统一性的选择,这是教育特有的价值选择,来满足学生众口难调的需求,同时要面对社会上多样化的争鸣声音。在权威性的教育体制内,我们用“我永远正确”来直接回应,可以平息一切事态。这个做法或许在今天就不行了,因为教育的权威性已经消解,学生未必全部接受和顺应,而社会也未必完全附和与相应。遗憾的是,全社会,包括学校教育的参与者,还没有真实发现社会演变已经处于一个特殊时期,也没有好的办法面对这一个重大改变。

学校文化和社会文化环境,现在依旧支持一些人在“我是正确的,我是真理捍卫者,我永远正确”的思维模式下,组织教育和参与社会活动。这在本质上是文化态度的争鸣,是文化思维的冲突,更可以理解为这是文化思想的撕裂。

说说现实条件下的校长变革

本人长期关注并参与到区域教育改革,之于教学变革——教师主体推动改革的局限性有所了解,所以一度期望行政力更多发挥作用。出于这个考虑,开始增益管理方面的知识。

我们一提管理,涉及三类管理:行政管理、企业管理和学术管理。学校算哪种管理?中西有不同的选择:西方以为学术管理具有特殊性,所以构建起来具有独立性的学术管理。而中国的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采取行政管理的模式。所以,有人概括说中国的学校行政化色彩突出。

基于学校行政化管理,其模式是分层分级的。分层是横向的,辐射单位管理的层面;分级是纵向的,构成权力体系。在分级管理上,我们一般认为三级管理体系是最优化的,最有效益。学校管理体系是三级体系,校长与领导班子,这是第一层级;中层是第二层级,包括各位科室主任;最基础层次就是班主任、年级主任和老师集体了。这个体系的执行力是比较强大的。在这个管理模型里,校长居于顶层,是权力核心。他无疑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所以,也有一个说法: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

学校办学是比较依赖校长的。这是由学校行政化管理体系所决定的。校长如何发挥积极作用,领导学校的教育改革呢?我们来追寻这个权力运行的过程,主要包括几个环节:校长基于上级分派任务,以及政策落实的需要,他需要对于教育发展的前瞻和全局有所了解。由此校长要能够提出本校办学的思路,有较为清晰化的想法。这是一切学校变革的源头和基础。只有这个想法,要让全校各个层面联动起来,落实这个想法,好需要一个基础条件——要把这个想法转化为一个可以执行的行动方案。这就是策划。在学校里面没有专门的策划人员,教科研是一种虚设机构,无法具体参与到学校决策,这是中国学校的实际情况。我们知道企业管理有三类人员:公关、策划和执行。学校的对外联络与公关,只有校长可以与上对外对接,其他人基本不可以介入。这是行政管理的特殊性。所以,学校管理里没有专门的公关,有的学校逐渐根据需要发展出来文宣,有所谓笔杆子为学校做宣传工作。可是,这些笔杆子无法参与到学校决策。学校管理中最大的短板是策划。校长的一个想法,往往需要他自己做整体策划,把想法全面化和细化思考,变成一个方案。事事要校长这么做是比较困难的,也不现实。所以,如何建立一个策划队伍就变得非常重要。要看到,学校里不会专门设立一个策划队伍,满足这个需要,要自己培养。策划是偏于学术性的,一般而言,教科研要深入介入,为学校推进教育改革提供谋划。策划完成后,就是执行了,学校本来具备的层级管理体系会发挥作用。

我们把这个过程用一个简明的流程图显示:校长提出想法或设想——策划人员研制工作方案——各部门确定任务书和路线图——部门和教师来执行和落实。第一步,提出设想是校长的角色使然,不可替代。只有有想法的校长,才会领导好学校。第二步,则需要一个策划团队。很遗憾,很多学校缺乏高水平的专业性的策划能力。于是,通用的办法是外聘专家或者购买服务。引进专家后,让他们带出一个队伍,之后这些新兴力量就可以接管了。在执行层面,有的学校缺乏凝聚力,所以后好的方案无法落实。所以执行力也是重要的。

之于现实的校长变革,基本思路如此。

信息化应用与人的物化

信息化从辅助于人,而开始通过搜集人的行为痕迹等流散的信息逐渐实现智能化,在某些职业能力上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取代人了。之前的围棋对决,人类已经完败。

这并不令我吃惊。让我感觉惊悚的是现代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已经应用在对于人类的管控。信息化的手段越来越多被移用在人的身上。换句话说,过去我们是用人的眼睛在实现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的管控。可是,在信息化水平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我们完全可以让每一个人的分分秒秒一言一行都处于被监控状态。在这个环境下,每一个人的内外都会被穿透。

可怕的是,当我在人面前时,再无一丝遮掩,没有一点隐私。本来人无完人,我们在努力做到的是,至少我给你看到的是好的一面,或者说我不够好,我也希望给你看到我是向好的,我是会好的。所以,我把那一点不那么让人满意的东西藏起来,这未必是我的不好。而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管理者,总是希望做到无死角,全信息辐射,做到监督的全覆盖,这让人变成一个透明人。想一想,我被曝光在众人面前,而他们的视线追踪着我,对此我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是否让人恐惧?

如果给你两个选择:一者是不完美的社会,你还是有一定自由的;一者是每一个人都在被监控中,给你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两种生活状态让我选择,那么我优先选择的是一个未必完善的管理体制,我愿意承担这个损失,也不愿意用牺牲我的隐私来换取所谓的安全。

我去学校参观,校长很骄傲,说正在与信息化公司合作,开发和完善一个学校智能管理系统。在一个视屏前,一个学校的即时信息一览无余,包括每一个老师和学生,他们是否在岗,在哪里,每一分每一秒他们的行动轨迹都可以清晰化呈现。

这一刻我心里浮现出来的感受,不是所谓的先进,不是艳羡,而是恐惧。换成我在这所学校,我抗议安装这个所谓的管理系统。这名义上叫管理,其实所实现的是对于校园的无死角监控。而今,在技术上实现大范围、大规模人群的监控已经不是难事。甚至可以通过搜集一个人的生活轨迹和行为痕迹,穿透他的内心,了解他的情趣、爱好,以及专长。我跟校长说,要审慎实现对于人的监控,我们要预设一个底线,保证人的隐私。老师和学生进入学校,哪些是公权可以干预的,哪些属于私权范围,这要搞清楚。不能放任所谓先进技术来剥夺人的隐私。

当这个技术被普遍应用在对于人的监管时,你可以想象这里更像一所监狱,所有的犯人,他们的行为全部受到监控,他们再也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力。信息化,进而发展出所谓的智能化,其应用在对于人的管理时,我们这时发现,信息化的眼睛,在监视着你,你反而成为了被管控的机器。恰好看到有专家谈智能化导致的专制化,他以为人类在信息应用中要预防以智能化的名义滥用权力。

我不接受,可以把学校办成这样一所所谓精细化管理的学校。因为这直接导致了人的物化。现在我们倡导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展。因为给予他们一点自由空间,你又不放心,非要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监控,反而在更大程度上让他们失去了自由,这与我们推进教育改革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在教育批评背后

日前,两位名家一起发声,这算是中国教育界的一道风景。两个人中一者是基础教育领域著名的教师,进而做理论提升,形成打上个人标号的系统理论的教育专家;一者是大学老师,著名学者。他们共同回应舆论批评。

前者以为我国基础教育在过去推动改革中,立足于现实的批判,有过激言论和和偏颇认识,这很容易造成社会舆论的误导,被人利用来进行对于我国教育进行批判。因为作者深度参与我国教育改革,了解情况,他的发言很有说服力。例如,在现实分析中舆论往往不区分应试和应试教育。应试,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我国教育有应试,国外教育也有应试。而且应试是一种教育的驱动力,有助于即时修正和调整教育对策,采取教育补偿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优势。应试教育则是一种过度应试,其价值导向是偏离人的健康发展的。用所谓应试教育否定我国现实教育,这个说法是偏颇的。我国在以往推进改革中重视吸纳国外经验,洋理论和洋思想受到推崇,而本土教育思想与理论,以及本土教育经验,被漠视或边缘化。我们对于中国教育的特色发掘做得不多,没有树立起来对于中国教育的自信。他也谈到高等教育,以为我国教育与国外教育的差距主要在高等教育,而存在这个差别的原因主要在于发展的时间位差:西方工业化国家办高等教育,已经二三百年,而中国最早的大学才有一百年挂零,真正让大学教育大众化才是这几年的事儿,所以高等教育发展的时间差,大约有一二百年。此外,不要因为高等教育目前还是我国教育的短板,就归因为基础教育不好。因为这两者不对应。作者举例说,不能因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好就说他的基础教育好,两者不对应,因为美国是把全世界最好的老师和学生都汇聚起来,所以才有最为发达的科学技术。

大学老师则说,中国的大学从大众化发展正在走向学术精英化,这是一个发展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实钱学森之问,所问的不是大学,而是社会,也就是大学培养出来一批有良好学养的学生,社会在使用上是不是人尽其才了呢?现实中国社会发展没有充分发挥专业人才的作用。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中国的大学培养出来的一批拔尖人才,最后被发达国家收入彀中。顶尖人才,并不是选择服务中国。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会文化环境,存在对于人的价值认识的扭曲。以德国为例,其支撑工业化发展的教育基础,是高水平的职业教育。中国发展职业教育,倡导多年。现在要搞实用性大学,与学术性大学做区别。这样做的用意,就是引导一大批学生选择更实用的,与社会应用更贴近的大学与专业。可是,国家意图与百姓的意愿并不吻合。国家希望分流一大批人,至少是最多数的人,去读实用类大学,以充实奠定中国制造工业的基础。家长会选择让自己的孩子去务工务农吗?虽然现代意义的务工务农已经不再是重体力劳动,但是他们依然要规避职业教育。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无法孕育出高质量的大学教育。

大家都听得出来,两个人的发言并不回避教育问题。针对人民不满意于教育,在问题原因分析时讲客观,避免情绪化。这种表达显然有针对性,是对于一段时间社会舆论对于教育不满,批判性爆棚而言的。这种找客观的表达与社会舆论之于现实不满的批判,在目的性上大不同。找客观,找自信,是在告诉你,我们的现实教育取得了很大成就。即使还存在问题,其实都是客观造成的。给中国一点时间,不要着急,我们的未来是好的。这个表达的目的指向是对于美好未来的期待。批评现实的一方,其实在大多数时候,正是在政府推动教育变革时,要请专家进行现实教育问题的诊断,源于问题的原因查找,而来探寻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很容易看到现实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基于问题来解决问题。至于为什么我们开始敏感于批评,原因在于,社会批判不是来自于教育内部的理性的,专业性批判。批判的目的也不是要推动教育改革,以及提升教育质量。在批判的言论中一些人存在恶意性,他们的言辞专为了抹黑,宣泄一种社会情绪。我们接受批评,而且正是善意的批评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

现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并不成熟,我们并没有意识区分社会批评,即舆论,与专业化诊断,也就是专家批评的界限,而且有人可以要抹黑专业化认知,以为所有的专业化批评都是避重就轻,都是回避问题的。正因为舆论混淆了大众监督与批评和行业内专业化诊断之间的界限,社会批评总是以人数多,发言的影响面广而占据舆论主阵地,这就容易导致专业化发言被边缘化,甚至专业人士主动禁声,不说话了。舆论汹汹,未必起到积极的有效的作用。而今,社会舆论有一个假定前提,就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国家财富积累,这个钱有我的一份,我更加关注你怎么花,是不是花在我的身上。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属于国计民生,也是要依靠政府投入的地方。所以,社会舆论以为政府办教育,应该让我满意,现在教育资源不足,尤其优质教育资源不足,这是违背于政府承诺的。这种批评很容易变成声讨,于是在教育业内也积累一些负面情绪,以为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力量,我们无法做到让每一个人都满意。

这种舆论的走向,以及业内的应激性反应很耐人寻味。教育发展目前处于一个思想纠结时期,也是教育发展实现蜕变的阵痛期。

我看教育改革的发力点

源自工作,最近总在回应社会关于教育的关注。这给我一个日益增强的压迫感,认识到人民群众在监督区域教育的服务。我们说,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是政府的许诺。可是近年来这种关于教育服务的回应,却证明现实状况或许与这个许诺还有很远的距离。我所说的压迫感来自于,如何有效实施教育改革,响应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不断提高教育服务水平,满足个性化和高质量的诉求。

支撑政府许诺需要一些基础条件:第一,要有高质量的均衡化办学的一大批学校,而且这些学校可以为学生提供让他们满意的服务。做个假设,如果放开让学生选择,即满足他们择校的需要,他们会流向哪里?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生源一旦突破接受教育与区域户口关联的限制,他们自然流向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在这里他们也会优选社会声誉最好的学校。看来,我们所追求的高质量均衡,在短时间内是美好愿景,实现起来无比艰难。第二,要有一大批高素质教学高质量的教师,任何一个学校都做不到教师“一般齐”,人人的工作都是可以让学生和家长满意的。因为有差异性,所以学生才会择师,他们才会因为一些短板教师的存在去抱怨。如何普遍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和职业素养,这是没有止境的一项工作。第三,学校在课程实施中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与资源。在这所学校有高质量的艺术教育条件,我在这里就可以获得这方面专长的培养,反之我被固定在一所学校,这里就没有这个支持专长发展的条件。这个例子就说明,各所学校在满足学生高水平和差异化需要的时候,其条件是不同的。优质学校在办学条件和支持学生发展的资源上是优良的。反之,就客观限制了学生的高水平发展。

看到教育发展的短板,如何实现教育质量提升,从而让家长感到满意呢?大约有三点是必须要强化的,即政府作为,与学校作为、教师作为,这只是我们推动教育变革的一个渠道。或许,这应该担负主责,是改革的主渠道,但是没有另外的辅助性变革,则我们的教育发展与人民满意之间的距离不会缩小而要增大。这不是危言耸听。即使如欧美等先发工业化国家,经济基础好得多,尤其是政府投入教育在人均经费上要远远超过我们。可是,在这样的国家民众对于教育的满意度也不高,甚至每一届政府上台所许诺的都是提高教育质量。这反衬出人民对于现实教育的不满意。最近英国教育引进了上海的数学教育,以为英国的本土教育在数学上是个短板。所以,他们用国际合作来弥补自身教育的不足。这都说明,政府办教育,这个主责是不可推卸的,而且要不断加强这个主渠道的改革力度,从而保证教育主体是有质量的。然而,实现教育的整体发展,还需要不断强化其他方面。

还有两个增益教育质量的渠道。这里说的是学生自主发展与市场部分的补偿。在三个增益教育的渠道里,学生自主发展应该是最为重要的。穷国办大教育,这是中国教育的实际,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要面对这个基本事实。政府包办的条件是非常有限的。在贫穷条件在,例如在改革开放之前,在旧式教育环境下,教育条件不如现在,那时也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而今,在所谓贫穷落后地区,学校满足学生差异化发展的条件不足,可是这个处境下还是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这都充分证明,即使存在条件限制,如果学生的主动发展的积极性得到激发,依靠这一条优势可以弥补其他不足。我遇到不少这样的家长,他们总是想方设法,靡费资金要把孩子办到所谓好学校,因为不能实现这个愿望还耿耿于怀,以为自己没本事耽误了孩子的发展。据我了解,越是这样的家长,其孩子往往缺乏主动性,其学习水平与家长的期望有距离。而家长为此的付出也无法感召孩子,让他们珍惜宝贵的条件。花钱未必可以购买优质教育以及促使孩子获得优势发展。这是另外已经被证明的一条结论。

另外要提到提升区域教育质量的渠道,这就是培育一个完备的秩序优良的教育市场,最大程度支持孩子在学校之外获得资源补偿。社会资源和学校资源整合,这是提高教育服务质量的主要选择渠道。而在选择方式上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采取家校合作,社区服务的方式来整合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让社会优质资源服务于学校的学生。这是政府进行作为的重要方式。而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市场化的手段。在政府提供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有市场填充这是必然的,也是自然规律。比较而言,发达地区比欠发达地区,在市场化资源配置上要好;城市比农村在市场化资源配置上要好。这一部分,往往是教育管理者不被重视的,以为我管教育所管的就是政府办学部分。

未来教育改革,应该有三个发力点:政府办学要提升质量,要鼓励学生自主发展,同时要培育优良的教育市场。在三个渠道的改革都形成合力,集聚优质资源满足学生差异化和个性化发展需求时,这个教育才是最好的,是优质教育。

 

谈谈教育资源与供需关系

中国的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沿海城市,而且与经济发展程度息息相关。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不难理解,因为教育发展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再问一问,沿海城市集中了所谓优质教育资源,这个比较优势指的是什么?大众已然做出选择,这就是择师择校;在这之外还会在校外参加各种补习班、特长班;另外具备优良经济条件的,会选择出国读书。从中看出,教育质量好的区域和城市,具备三个优势条件:第一,学校教育可以提供最多的好老师,满足择师的需要。第二,区域有一大批好学校,优势教育资源充足,满足家长择校的需要。第三,区域有完备的市场教育资源,满足家长个性化选择和追高教育需要。要知道,现在连最好学校的最好学生,他们也选择校外上课,即用校外优质资源来弥补学校资源的不足。

你看出这里有一个教育密码了吗?制衡教育发展,最关键的要素是教师。教师是教育资源里最重要的部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在教师上的优势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因为经济发达区域,给优秀人才提供的条件更为优越,所以会形成区域聚集效益。即沿海城市是人才洼地,囤积人才较多。这是其他区域不可比拟的。第二,优秀人才在这个区域,因为高质量学校较多,有利于他们在这里实现专业化发展,即专业化发展的通道更为顺畅。反之,在人才匮乏的地方,有潜质的人才很难获得专业化提升。第三,优质人才的作用发挥较为充分,即智力资源在一个市场孕育比较好的地方,在国家资金支持教育之外,还能吸纳很多教育援助,这在改善办学条件的同时,也给教师获益以更多机会。

在教育发展上的这个现象叫做虹吸效应。即优势教育区域,总是形成教师资源的聚集,而学生也因为择师,往这里汇聚。周边的教育因为虹吸效应,优质学生流失,优秀教师流失,这里教育的发展进入负面循环。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所谓教育发展不均衡,在很多家长看来是我们提供的教育资源不均衡。说到底,这是由教育选择所带来的。教育选择背后就是教育需求,我们还没有办法把大家的需求剥夺,而且我们还要充分满足学生发展的需求,要逐渐提高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选择性。其实,看一个地方,包括国家教育质量和水平,真的不是看分数,而是看在满足家长这种教育选择上,所具备的条件,以及在支持学生个性化、多样化选择上是否充分。

你说美国教育有问题,可是我们最好的学生,他们在教育选择上流向哪里了?我国最好的大学,北大清华,他们的毕业生最后流向了哪里?再看,我们的一流大学所吸纳的学生是不是全世界最好的?这么比较就能明白,我们所提供的教育资源是不是最好的,是不是可以充分满足学生的发展需要。这就要找原因了,因为区域教育的这个差别是显著的,任何人都看得到,谁都知道你选择优质教育资源去哪里。不用比升学率,不用看分数和排名,只要看学生的流向,只要看哪里在汇聚着最好的学生。社会选择是非常理智的,因为这个选择要花钱。他们很珍惜自己的钱,花出钱去他们要获得与之配比的教育资源。

我们要促进教育发展,在改革的本质上就是要让教育这个领域汇聚一大批最为优秀的人才,让他们乐于当老师。而且,这个优势资源的配置还应该是均衡的。即家长不需要出去选择,在本地就有最好的学校和教师。实现这个教育均衡,需要这白银白银。教育是花钱的事,过去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给教育的投入是有限的,是不足的,而且因为对于科学技术所需的急迫性,又把教育投入的大部分花在了高等教育,用在了科学技术的升级和科研。基础教育的投入很少。这些钱很难平均分配,自然要聚集在少部分学校,这就形成了所谓重点学校、实验学校。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社会投资和市场补充就变得非常重要。所以,沿海城市,依靠市场优势获得了优势发展。今后要改变这种不均衡的发展问题,势必要在办学的投入上实现倾斜政策。最后说到钱的问题上了。所谓教育配置资源的不平衡,在本质上是社会经济发展,客观存在城乡差别,有沿海与内地的差别,有区域差别,这就让教育在吸纳社会资源时,出现了很大差异。教育改革,要提高质量,最重要的是看学校在吸纳和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

国外教育发展总是说学校办在社区,要服务社区。学校这么做,它是希望有回报的,也就是希望社区能在学校办学中提供人力的,财力的,以及资源上的支持。他们有义工,有志愿者,这是人力支持;还有各种课程,这是由家长在各领域具有突出长处和优势的人,所提供的教育服务;社区的文化资源,以及社区所需的岗位也有学生参与,这就让学生联系社会,接受社会教育。比较而言,我国教育基本还是学校关门办教育,其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很有限。发达地区的优质学校,吸纳社会支持的能力是突出的,所以其发展的造血能力也是超出其他学校的。

我们再换一个视角,从学生发展所需上,看教育的供需关系,以及供需上的问题,来寻找教育发展的通道。在做这一段演说中,我本来没有预设答案,我是想沿着话语逻辑,想清楚这件事——我国教育发展,在推进改革中,要客观考虑资源问题,以及在解决的办法上可以做什么。话说到这里,大概有思路了:一是增加教育投入,主要是增加在教师发展上的投入,而且要倾斜给农村的薄弱校的老师。二是要支持市场部分的教育发展,这是国家教育的重要补充。三是学校办学不要关门,要与社区有互动,而且要逐步打破藩篱,增强吸纳社会资源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