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文化观礼

我去过新加坡。同是华文区域,没有语言障碍。

期间,我在一所学校深入访谈一周,基本了解了新加坡教育的情况。这地方也不大,一个月跑下来,也基本了解了该地的地理与文化。

这是一个城市化国家,一座城,一个国。新加坡建国时间很短,人口不多,多民族,文化差异大,自然资源匮乏。也正因为有如上条件限制,新加坡被从马来西亚驱逐出来。它建国是被动的。这么看,这是一个没有多少历史的国家。

如此看,尤其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比较,我们有更多值得骄傲的资本。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辉煌。新加坡人承认自己一无所有。飞机起飞,即刻侵入别国领空。没有淡水资源,喝水都要输入。他们作为立国之本的是一种特别的人才观——不断听他们重复一句话,我们唯一的资源是人才。人才的培养依靠教育。教育是新加坡国家管理中最为重要的事业。重要到什么程度?我说几点给我印象深刻的:

一是,新加坡把教育作为发展之本。

李显龙在国庆讲话中许诺:只要新加坡的孩子读书,他喜欢,一直读下去,无论读到什么时候,读到哪里,即使到英国到博士,不要因为经济问题而中断学业,新加坡要提供必要的充分的国家支持。

世界上恐怕再无第二个国家可以把教育资助延伸到博士阶段,延伸到国外留学。国家教育资助可以做到无死角。

与之对应的还有一个社会现象——新加坡的公务员很难考。一般都是在小学到大学读下来,一路所有考试都是全优的,如果一次一科成绩掉下来,可能这一次失误就让他一辈子错失进入公务员队伍的机会。

他们实行精英政治。学校教师节那天晚宴,本校出身的一位教育部官员出席。他们介绍说,他读书很好,总是前三名,一路读书没有掉下过前三名。新加坡的公务员入职要看学位是否是荣誉学位。世界上的名校,给最优秀的学生颁发荣誉学位。这在应届毕业生里是最好荣誉。新加坡的学生很看重这一点,他们在大学读书争的是荣誉学位。

中国古代有科举取士的制度。新加坡把这一点用在了现实国家管理中。这个举措,有效激励了孩子们读书。

他们很重视学生领袖的培养。我很奇怪,怎么用这个词称呼学生。他们说,今天他们是学生领袖,今后他们他们应该成为未来社会各行业的领军人物。这个领袖其实就是指对于卓越人才的培养。

卓越人才一定是开放的,见过世面的,有担当的,有合作能力的,与社会不脱节的。我们在新加坡期间,也接受了学生领袖的访谈。他们来见,与你交流,也主动安排你的行程,为你服务。校长说,学校的重大活动和重要人物的来访,学生领袖都会参与。包括地区的议员来学校,督学来学校,他们都安排学生领袖随访。在这个服务过程中,学生要了解议员、督学是如何工作的,他们是未来的议员和督学,这个实习活动很有必要。新加坡的学校重大活动都是学生安排的,诸如新生入校一周的适应期活动,教师节活动等,学校不管,老师很省心,一切交给学生。校长说,这一天我们听学生的,把自己交给学生安排。

二是,新加坡实行双文化教育。

新加坡是多语言教育,官方语言是英语,母语是马来语,各民族的学生还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例如华文就是华族的母语。所以新加坡的孩子要自得至少三种语言。

其国家领导人也都是语言通,至少要熟练掌握英语、马来语、华语和本民族语言。李显龙在国庆讲话里,要分别用英语、马来语和话语做国庆演讲。

多语言教育不是双文化教育,双文化教育是针对一批优秀学生而实施的精英教育。双文化是指让学生接受英语文化和汉文化教育。他们以为当前世界,最富有的,科学技术最密集的,主要语言载体是英语,新加坡的精英要自得英语,理解英语文学,向西方学习,融入这个文化圈子。只有融入,理解英语文化,才会在未来的全球化发展中,获取最大的利益。他们还判断,未来中国的影响力会不断扩大。我们的孩子还好了解、理解、尊重中国的文化,要在这个交流中,获得最大的竞争力。文化的学习客观需要贴近和融合。

为此,新加坡在少数精英孩子身上舍得花钱,每个暑假都会安排相当长时间到英语国家和中国名校的游学。在中国北大、复旦等名校的中文系都有项目,接待这个游学活动。

三是,新加坡有独特的老人文化。

新加坡的老人文化令人赞叹和敬佩。新加坡人力资源匮乏,很多老人在退休后继续服务社会。其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出租车服务行业,大多师傅都已经七十岁左右了。这些老人,服务态度很好,热心热情周到。

新加坡的老师也是这样,很多人超期服役。我在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学调研。我在这所学校接触了多位老先生,属于超期服役。

负责接待的是外事处的主任。他还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业余做摄影,是学校的摄影干事。他一人做多个角色,总来没有停下来。这么忙碌会让你忘掉他的岁数。不服老,这是一种人生状态。

周末,我们应约去他的家里,与他一起去会员场所休闲。这些安排是公务之外的,他特别希望与我们交朋友。我们也因为这个原因可以深入他的生活。知道他住在哪里,日常怎么打理他的别墅花园,又去国家公园趴在野地里摄影,捕捉野鸟的镜头。与他比,我们的生活是乡下的。他在现代的生活氛围里。

四是,新加坡的管理重视细节。

新加坡重视管理,实行精细化管理。这一点是很有口碑的。

我在那里时,巧遇它的国庆节。李显龙讲话颠覆了我对于领导讲话的看法。他在讲话里,与老百姓交流,没有说辞,说的是人人都懂的大白话,他还喜欢讲故事。

他跟老百姓说,新加坡的建设,需要多民族合作,没有和谐的文化环境,这个国家都没有办法建设好。

他告诉老百姓,新加坡的移民不是来抢饭碗的,这些外来移民已经融入本土文化,成为新加坡的新国民,他们也深爱着这个国家,是这个国家不可缺少的建设者。他说,访问过一个新加坡的公交车司机,七十几岁了,不退休。很多人认识他,专门坐他的车,因为他很友善,为大家服务。他说,我爱这个国家,我要为这个国家做一点事。

我看到这个城市的环卫工人做卫生,他们不断冲洗路面,马路上一点尘土都没有。他们还会为沿街的楼房,清洗墙面,擦洗窗户和清理窗户外面的尘土。

一痤城市,都是按照我们在家里做卫生的标准给它做着保洁。

新加坡的司机也有高素质。他们不能随便泊车。在宾馆门前预定时间,若早到了,他们会兜个圈子再过来,不会随便占据马路。客人下来,他们会为你打开行李厢,为客人拎包,摆放好行李。下车,卸载行李,礼送客人。他们做这一切,态度是温和的友善的。

在新加坡,一座繁华的城市,也是现代的国家,我会忘记了他的历史,那么短促的历史,甚至多民族杂居,也无法让所谓华族的文化如何占据优势地位,如某些人脑子里想象的那样,新加坡的先进是华族人多,华族文化先进而带来的。

不是这样,新加坡的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包容了多民族文化,兼容了中西文化,让老人与年轻人一起创造生活。这种和谐的文化给新加坡带来新的文明以及社会的繁荣。

儒、释、道——中国古代文人的三种道路选择

人在自然或社会,这两重世界里,总是要被外在与内在的规律与法则所约束。人类文明在从重视感性往偏于理性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对于欲望控制的重要性,即不可以让人过于放纵、贪婪。

这种要把人的个体思想与自由加以约束的想法,也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元素,至今依然深刻影响着后代继学者。

春秋秩序大乱。在这个环境里,大家去找救治社会积弊的办法,逐渐形成共识:以为要把人管好,这是实现天下大治的基础。其理由很简单:人世,这是由人组成的世界。人的元素自然是第一重要的。现实世界,人们可见的世道乱象是因为没有把人管好。怎么管好世界,祛除乱象与紊乱之病,诸子——那时的思想家,他们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孔夫子,比较迂腐——这是教书先生的通病,他以为人道,这是关注人的第一道枷锁。灭人欲,存天理。舍掉这条道路,再无别的办法。世界纷争,都源于一个“利”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争名夺利,人民的思想不纯净,太复杂,想法太多,这就反应在现实世界上,坏人多好人少,做坏事的人多做好事的人少。

这就是万恶之源。怎么做到呢?清心寡欲呗,“君子固穷”呗,“君子不食嗟来之食”呗——孔孟一门的人反复强调这些东西。后来人们把孔子的思想神秘化了。学者结合孔子遗存下来的只言片语、残言断句,把一部《论语》绕来绕去解读,这么解释那么考据,结果把你的思想绕成一团乱麻。孔子,跟学生说话,他当老师,而且很多人是开蒙就来了。他要是讲话一大套理论,跟现在的大学老师一样,理论化、系统化讲课,早就把一群小孩子和老小孩们都讲跑了。

人道的本质就是道德。道德,就是天地大道,在人的思想行为上的体现,这是指导人做人做事的基本规则。后来,人们把孔子的救治世界的理论,叫做德治。这算是看到了事物发展的本质。这个道德,是作为人的普遍道德。这个道德建立的基础是人际关系——五伦,即古人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古代道德观用忠、孝、悌、忍、善为“五伦”关系准则。这就是孔子所谓的道德基础。

道德,这个东西,在人的外在表现上体现为礼——礼貌,礼让,对人彬彬有礼。这个与人为善的态度和人际交往中的克己复礼,固然是重要的文化财富。可是,应用这个理论和思想,去解决春秋战国之乱的问题,这就是无妄的想法。

你说世界大乱是人心不古造成的,你也认定了这世界没有好人,或者说坏人多好人少;基于这个逻辑判断你去改造这个世界,让坏人一夜之间都大发善心,变成好人吗?这似乎带有当老师都有的思想的天真。再说,出现矛盾,有纷争,我们习惯于讲自己的理,说别人的不是。这是一般规律。我们还喜欢给别人讲道理,以为自己有道德,错误和问题都是别人造成的。所以,道德这个东西,大家都挂在嘴头上,说理的时候用一用,哪有几个人纯净到把这些说教的话当真儿的?

道德这个东西太虚了,只能往人品的神圣、人格的伟大方面说,可以作为人们的思想追求,可以当作社会发展的梦想。后来,孔子学说果真在这个方面发展和应用。一千多年的教化,不断被人用来说教,最后呢,也没有把世道说教为朗朗乾坤、开明盛世。正因为这个东西永远在人生探求的前方,在社会文明发展的梦乡里,最需要人类持久追求,永不懈怠。

儒家不行,解决不了春秋之乱的问题。法家就站出来了。法家以为当时天下之乱是西周共主的局面被破坏了,出现了权力多元,有很多权力中心。大家不知道听谁的。这是乱象之源。世界要有一个领导中心,实行一元化领导。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有了,那就是强化君主权力。而在诸侯争霸中,要从多极权力逐步发展为天下权力一极化。这样天下统一,万民归心。

后来的世界发展走势,与法家的判断是高度一致的。看来法家很厉害,有远见。事实上,当时被应用于春秋和战国诸侯政治上的是法家学说和思想。诸侯在争夺世界领导权,谁都不听谁的,谁都不服谁。此外,在一国内部,权力也是分散的,封建体制下,很多大家族在瓜分政治势力。诸子在当时也未必起到了好的作用。你想,他们各说各的,随便议论政治,这也是造成人民思想不统一的一个原因。法家这时出招了,他们以为要打破封建体制,把政治权力归于皇帝一人。

皇帝说了算,可是在这一人之下的万民是否归心呢?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思想一元,不要读书人乱说话;对于底层人民,顺从的听话的好办法,不顺从的实行暴力下的统治——这就是所谓法制。用一套苛政制度,强加给人民,让他们付出劳力,做出牺牲,构建起来庞大的国家机器,支持诸侯进行对外战争。这样就可以造就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秦国在秦始皇时期,其实就达到了法家所期待的政治预期。

这是世俗社会的惯常形态。中国古代社会,自秦汉后,官方主导的模式就是这样的。法家其实是现实政治上的主宰。你或许可以理解了,世道中的道是什么?这就是法制。管理社会,管理人,要构建稳定的生活秩序,只有一个选择——用法律和国家强制力来约束。我们过去听控诉,说这世道如何。大概是说,世道不好。你想一想就明白:弱民强国,实行苛政,剥夺人民自由。这样造就起来的帝国,权柄都在皇帝手里攥着。处于这个环境下,谁对法家有好感?

其实,说到政治本质,皇帝也是个道具,权臣把他摆在龙椅上,他很多时候是个摆设,真正发号施令的,是权臣。

中国是一个大国,在秦汉统一后,真像是一个天下了。要皇帝一个人说了算,这不可能,他无法调动这个国家机器。那么多的事,累死他,也做不到一个人调动全国力量。事实上,皇帝要实行赋权,国家领导权是在一小撮法家手里的。

在权臣当道时,一些贵族和官僚被边缘化,一些天真的儒家也被放逐到江湖,人民被欺压和剥夺财富。这个世道不被人喜欢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历史书、文学著作,对此多有描述和控诉。

说了人道与世道,最后说天道。人道讲道德,道德君子要修身。修不好,也是常态。所以,很多人在现实社会,人际交往中,总是感慨命不好,遇到的坏人多。还告诫别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然后,人们进入社会,又发现自己无法融入法家体系里。权力体系天然有排他性。谁集权,谁有力量。在集权体制内,每一个权力层级都要实行集权。所以,一些迂腐的一脑袋当好人思想的人,往往不适应现实政治环境。一些人被排斥在外,这也是自然状态。他们接受的教育是儒家的,进入社会,发现现实是法家的,做人要厚黑,在官场伺候人要倍加小心——不是说“伴君如伴虎”吗?于是,一些人心理调整不过来,出现了人格分裂。读一读古代文学作品,很多东西都可以看作抑郁症病人的言语。屈原老先生,面对汨罗江的那一无比愤慨而激越的千古一跳,虽然非常出名,还被人敬仰,可是出现这个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的心理调控出现了问题——在大多数人,遇到这一类事,在这个境地里,还不是那么苟苟且且活着?

人道不修,世道不公,怎么办呢?这时就出来了老庄的天道思想。天道,是悬置在人世之上的东西,也可以视为自然规律和法则。在当时,最直观的解释,就是君权神赋。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在世俗权力之外的。

这个道,在哪里?无疑需要回归天性,到自然状态下去找。或许,有的人就是要去寻道,未必可以见道。他们矢志不渝,以为自己脱离红尘,接近自然,透析灵魂,最后可以修行到一个超然物外的境界。在那里,还有一个精神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物质世界的反向。这里不好,那里便是至美至善的世界。

可见,所谓的天道,其实引导人修行的是一种超然于世俗的精神境界。这个道,就近似于现在我们所说的信仰、真理,以及科学规律了。

至此,我们来看中国古代文化里,探寻人类出路的三条道:人道、世道与天道,这本身是一个人生命的三种状态。

一则是人道,主张治世要从做人开始,要做好人。二则是世道,主张我们进入社会,要做事,积极有为。三则就是天道。我们要知道,人力有限,命运不可违,这就是宿命。我们要接受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在人生进入到下行空间后,要退而修炼灵魂,努力达到精神上的超然。

在中国古代很多文化名人身上,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是统一在一起的。他们人生的风景也在寻找三条通道。

说说老子思想的先进性

老子讲清静无为和无为而治,这个主张暗含着政治理想。因为君主和官僚少用权,在民众看来,这个政府是无所作为的;而恰恰是政府少用权,或许就会给自然经济发展以良好的条件。

你想,在小农经济时期,这些官僚包括君主,什么时候才会让你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一是因徭役与战争所需,要征调民众为国效力;二是到了缴税的时候,衙役要来讨要。那时的政府用权不过如此。所以老子讲无为其实有针对性,是因为他看到了春秋时期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的生活之苦,以及刀兵之乱给人民强加的灾难。

政府无为,而人民自治。这还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小国寡民。小国,这个国家的外交路线就是和平的。因为国小,没有军事与经济实力,所以就不会有称王称霸的野心,自然也就不会到处滋生事端。小国不会动不动就与人打仗。小国寡民,他们就容易摆正心态。春秋与战国,说到底就是大国政治,大国的君主都想称王称霸。这要付出代价,包括聚敛全国财力支持对外扩张,集合全民发动对外侵略战争。自然,付出最多的还是底层百姓。一将成名万骨灰,大致如此。

老子的政治理想,在当时也无法实现。在这一点上,孔子与老子,虽然各有主张,差异很大,他们之间还有争论,可是他们在涉及到政治实践上,都背离当时诸侯的意愿。在大鱼吃小鱼,诸侯争霸的环境中,小国存在的空间很有限,大国争霸自然要把小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小国没有独立自主的外交,其是否可以获得和平发展的机遇,这并不由自主。

人类社会文明一直到资本主义的扩张,先发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全球化的殖民统治的时期,始终也不支持小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也始终没有被人关注。二战之后,战争的灾难性后果,几千万人殒命,多个大国都被打残了,甚至是一片废墟,由此引发全人类的反思,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搞世界霸权,进行帝国主义扩张,损人损己,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这个国家模式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范式。这之后,在和平环境下崛起的一批国家,引发我们的关注。诸如瑞士、瑞典、新加坡这样一些袖珍国家,他们的发展模式,很值得学习。这些国家基本属于小国寡民,他们执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家管理上也采取不扰民的清明政治。这个模式,人民歆享国家发展的福利,人民自主管理的能力很强,经济繁荣。

有了这一批国家发展的示范,再来看老子的主张,我们或许就明白了其思想的先进性。一国一城,用权管理,这个权力如果不受限制,干预过度,消耗民力,并不会支持自然经济的发展,甚至导致相反的结果。不断释放民力,给予较大的自由发展余地,把自主管理的机制建立起来,这要比实施强制化管理更有效,更加集约化。

在古代国家政治中,这个无为而治的环境条件并不具备,不是人人可以左右国家发展局面的。在人类社会个体人的小环境设置中,那种清静无为的思想,被很多人接纳,他们因为难得糊涂,顺应自然,让身心从竞争的与人较劲儿的状态下,慢慢恢复到平和的合作的模式,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现在,这个老子哲学其实已经广泛传播,成为中国人精神底子里很重要的内容。

改造我们的文化

改造一个人的思想要一辈子,而改造一国文化则需要几代人。文化秩序的建立,本来就艰难。文化大师,其要说服全民信服,接受他的观念,他无法与人一一对话。这是他一个人的力量做不到的。一个国家要建立这样的基础文化观念,必然要动用国家机器,一代一代宣传,也要借助教育的力量进行教化,最终才会让一个人的思想,被稳固下来,成为一国的传统文化。

这个文化一旦稳固,就具有了传承性,不会轻易改变。因为正是这个文化观念在指导人民生活。一个人的生活里的一切,一个国家的制度等,其实都由这个文化基础所决定的。这么重要的东西,你说它会轻易被革新,被抛弃吗?即使掌握强权的政治家,他们对于社会文化的改造,也不是即刻见效的,除非他要把一批脑子里都被文化占据的人杀掉,这时文化才会与人的被消灭而消逝。

在社会重大变革时期,因为社会分化,各自要维护利益,于是会出现严重的文化冲突。这个矛盾的爆发首先以文化争端出现,在双方或对方的对话和讨论中,出现话不投机的现象。各自表达却得不到对方理解,相容的东西很少,不同的东西客观存在,而且对立。这个文化冲突,在本质上就是利益冲突。在人的生物属性中刻意要自我保护,从而让自己的基因可以延续下来,在这一点上没有妥协。所以,在关系生存问题上,文化冲突是不可调和的。

以个体力量,他要救赎别人,说服大众,构建所谓新文化,这个行为势必要与大众文化的硬壳做撞击,其结果如何是不言而喻的。我们都有生活常识,你去说服别人,一个人,这都难。在文化上的改造,所谓改变人的思想,这要改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这是全民改造,进而是几代人持续的改造,这是一项持续的永恒的工作。如此去看鲁迅,他与一批新文化先驱所进行的文化改良运动,其收效不可以高估。鲁迅个人深刻感受到绝望、孤独,以及幻灭,这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使中国发展到今天,我们在感知到本国文化革新上不还是有与鲁迅类似的感受吗?

有些民族文化根深蒂固,在社会改造中长期处于认识分化和文化冲突之中,这个纠结的状态持续下来,甚至按照这个事态,对于这个民族是否可以实现文化自新,是否有发展前景,我们都不确定。例如,在创造了人类最初的先进文明——苏美尔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广域区域,至今还是冲突不断。其实很多国家不是没有钱,不是因为穷——中东很多产油国很有钱,可是不平静,其矛盾主要是文化冲突。

换做我们,置身在这个文化冲突环境下,个体的作为都有限,而且无力。文化的改变,这是很多人一点一滴逐渐形成共识的结果。认识文化现象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走起来艰难,可是必须要走出这一步。

风言风语

在没有网络的时代,中国人也有关于大事小情、是是非非的讨论。男女的话题不同。

女人爱说家长里短。女人更多闺蜜,她们之间经常聊这些私密事,说体己话。越聊彼此关系越亲近。男人也聊,所关心的是家庭之外的,单位的事、社会上的事、国家与国际的事。街头,一把凳子,小坐片刻,这些劳顿的小商贩与闲来散步的老人,说起话来竟然都是什么中美中日关系,南海危机的破解策略。男人有共通话题,思想接近,这样就聊成朋友。自然,小酒一喝,觥筹交错就更好了。

是是非非,所带来的也未必全是好事。女人爱是非,在生活里也就多是非,有所爱也就有所恨。确乎有一些女人,天天被是非所困,好心情不多,好朋友不多。男人的这些关切与他自己没有多少关系,而且他也就是嘴上说说,多么高明的想法也成为不了国策。他们说说嘴儿,在心理上有感觉,似乎让自己伟岸起来,别看生活里是底层,很落魄,小不点的人一事无成,可是这些都没有什么,大事不就责任不在自己,不过是潜龙在渊,没有人三顾茅庐罢了。

现在有了网络,建立微信小圈子,在论坛与空间里,他们常常要发表言论。这在过去,话语垄断,在公开场合、在台面上、在纸媒上,自己没有资格说话,而今,这个说话的权力自己也有了,所以男男女女非要在网上表现一把,要大肆表达,喜怒哀乐,自由释放,撒开欢儿了。

男女的差别还是有的。女人偏于情感,在爱的付出上,她们多了一点,得到的回报少了一点。她们最容易情感虚空,所以说话就聊家里人家里事——老公、孩子,以及婆婆和公公。清官难断家务事?谁说的?网上一大批事儿精,他们参与讨论,给人出主意,这么那么。人家未必入耳,然后就是一顿攻伐,要把楼主从高处拽下来。

男孩子或许喜欢铁血论坛。他们有一些激情没处发泄,就在这里骂街,骂完这国骂那国,天天与人家开战。嘴上是战无不胜的,以为肉食者鄙,若是由自己主政,指挥千军万马,世界早就大一统了,全人类也就被解放了。在这里的人,精神都很强大,说完话各个都实现了凤凰涅槃,脱胎换骨了一般。极端的人,过完嘴瘾,开始不满现实,大加针贬,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也不见人给他一巴掌,让他清醒清醒。哦,这是网络,虚拟的世界,他乐于疯张,也疯张不到哪里去。

上网,看看人间万象,趣味也在这里。最近不看小说,不看电视剧。这些东西,都在编故事,太假了。倒是在网上看看各人的说话,以及他们的演出,这还真实,可以得到一点趣味,咂么一点滋味。

这些话,何尝不是疯张?既然就是风言风语,那么就让风潮一阵东一阵西,你也随了天气变换吧。

 

文明新生的痛感

东西方文化的发育,似乎是一开始就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而今这种反差非常显著。我想,或许这种文化的不同是由于对待继承和创新的认识差异造成。

人类与大自然竞争时期,这种客观状态让人性的野蛮一面尤为彰显,我们称之为大无畏的勇敢精神。中国古代的殷商战争、古罗马征服世界的战争等,我们都可以用头脑勾勒那时的战争血腥场面。中国文化率先从严酷的关乎生存的,你死我活的竞争状态,转入追求共同愿景,有共同价值观,而且主张宽厚包容,有仁爱之心,行为态度较为冲淡的人生行为。

这个主张的出现需要一个基础性的社会条件,那就是天下大一统,世界平和了,开始出现繁荣的农业生产,大家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即自然竞争和社会竞争都如一场暴雨过后,矛盾性不再尖锐,主流民意主张和平,要过一种和谐与幸福的生活。如此,我们就能理解一个现象,儒家思想出现在战乱时期,为孔子倡导,可是在春秋和战国,天下大乱的时期并不被重视,不会成为当时的主流价值观;非要等着一段历史风云平复了,到了秦汉两代,天下归一的局面形成之后,所谓儒家思想才会逐步被人民认同,作为主流价值观得到传承。

中国的地理环境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南方的丛林和未开化、东北的严寒与人迹罕至、西北的荒漠连绵的山脊、东面的海洋,这样的包围圈让中国就像躺在一个婴儿床上,这个帝国除了内部的冲突之外在很长的时期可以安享平静的和谐的生活。其他欧亚大陆,各种文明的冲突不断,所谓战争的瓜分和掠夺不断演绎和重复,从而颠覆了一个又一个的传统文明,也中断了很多文明的延续。在这个紊乱的环境下,保持竞争文化,有足够的忧患,警惕敌对方,这也是必要的。

欧洲的近代工业革命其实是逼出来的创新。在国内农民因为土地垄断而大量失业,要寻找生存办法;而以商业文明作为主体的国家,在贸易的道路上无法向东方延展,于是他们只有一个选择,寻找海陆,找到到达东方的海上航路。这种探索是大无畏的,这个选择就个人的际遇而言几乎是九死一生的。所以,我们现在说到哥伦布、说到麦哲伦,这些航海家大家都无比钦佩,正因为如此。这条死路被一批勇士闯出来了,后面有了航海大发现,有了美洲的发现,有了非洲的掠夺,有了殖民地的瓜分。这些都不是好事,都体现了一批野蛮者对于全世界的征服。而就当时的欧洲和中国文明的比较而言,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生存挑战,所以安逸、保守;而欧洲就是在这个为图生存而寻找出路的过程中,发现了大世界,发现了广阔的海陆。

后来的霸主是美国,这个国家与欧洲比较,它又是一个新生文明。所以,欧洲保守而美国则主张竞争。竞争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近乎自然状态的,野蛮性的文化。所谓创新一定不会在慵懒的生活环境下产生,它是人被生存逼迫出来的一种竞争结果。所以,美国一开始是后发国家,在二十世纪就发展起来,成为新兴的世界领导者。美国的强大是因为其倡导的竞争文化。到今天为止,美国人没有放弃这个主张,他们看重竞争要超过其他生活特性的要求。中国文化主张天下归一,人与人是平等的,社会是和谐的,人都没有太多欲望。由此创造一个人们秉持中庸主义的态度,彼此无害的,低欲望和无欲望的,与现实社会高度适应和妥协,非暴力的世界。

儒家思想强调在不平等制度下的矛盾调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这里。这个东西如今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传承和与竞争文化构成冲突。我们在脑子里所纠结的,对于现实发展感到困惑、不理解,甚至抵触的,其实就是这两者制造出来的文化漩涡。改革四十年发展起来的竞争文化,让中国积累了财富,也积累了社会矛盾。这与我国文化传统心理是不协调的,而今这些矛盾都充分暴露出来。

或许这就是一种新生文明产生的阵痛。我们如今就在这个新生文明的痛感中焦虑。

当下谁来做学问

云南省长不识“滇”,北大校长念错“鹄”。这两件事引发舆情,持续发酵。

大众吃准了这两人,咬上不撒嘴。其实,他们不是针对两位官员,而是针对中国在现代化发展中我们的文化导向,以及对于若由如此白字先生来领导各区域各行业的现代化进步存有疑虑。

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人力资源竞争已经成为国家竞争中最为重要的资本。就中国而言,我们是人力资源大国,却不是人力资源强国。如此判断的缘由很简单,那就是代表一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水平的大学,在全球化视野下无法成为一流大学,无法培养一流学生。这就是钱学森之问。

有人说,钱学森心里是有答案的,他是明知故问。他说给温家宝听,温家宝是时任总理。他希望一个国家和政府的行政长官要懂得,中国发展经济,实现创新发展,短板是科学技术。没有超一流人才,世界范围顶级人才的支撑,中国的创新发展就没有根基,而这需要破除一个魔咒:读书人用意不在学问。这个社会最尊贵的,最能体现社会价值的,最应该发挥作用的,未必是官员而应该是知识分子,尤其是超一流的知识分子。我们要把一个官本位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尊师重教,树立学术权威的社会。

社会文化是官大一级压死人,还是尊师重教?不同的文化价值倾向,决定了这个社会是如何发挥人才作用的。中国古代社会,把一大批知识分子,即社会精英圈养在官僚体系内,他们在体制内发挥作用。这和西方社会发展中,一大批读书人在广泛质疑,积极探究,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总说,中西文化不同,其实最大的不同在这里:知识精英是投入科学研究,推进生产力的进步,还是养尊处优,成为被社会供养的官僚?

而今,制约中国现代化发展,尤其是工业化持续发展的瓶颈,还在这里。学而优则仕,知识分子所钻营的不是学问而是权术,这个社会文化基础不被破除,则中国这个后发大国如何实现科学技术的超越呢?

钱学森之问,所问的是当下中国谁来做学问?

关于道德的生理基础

道德,属于社会伦理,在文化层面。道德在个体人身上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基因编码也做出了回答。

为什么女性在两性关系中是谨慎的,矜持的?因为在男女两性关系中,共同担负繁殖责任,他们贡献DNA,造就下一代。可是两者的责任和压力是不同的。女性在完成共同塑造下一代,合成DNA之后,还要在母体内孕育婴儿,然后在出生后要担负抚育责任。而男性在贡献DNA之后,就可以离开,去寻找下一个目标女性。男性容易移情别恋。而女性因为有这个天然的繁殖上的重大责任与压力,她们就不能轻易答应与男性的苟合,共同合成DNA。

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她们必须要谨慎选择,这本身就是一个优选过程。她选择男性,有一些标准:这就包括智力与体力的优势,以让自己的孩子在遗传上具备更大的生存几率;她要综合考虑男方家庭,这个优势条件可以在协助自己抚育孩子过程中提供较多支持,并且可以监督男方,对于自己高度负责;她尤其要考虑男方是否可以协助自己养育孩子,对于孩子与自己的未来生活负责。这一切的考量,都要让女性在两性关系时,表现矜持,不要放浪形骸,从而给不负责的男人以机会。

这一切的表现,在我们看来是关于道德,价值观的,其实背后都是基因要坚持遗传原则,为有利于繁殖的需要,最后做出的选择。现在,我们明白了,所谓人的道德,行为表现,思想价值等,都由人的基因决定。基因出于个体人生存和繁殖的需要,为了实现这个本然的需要而做出的选择。这就是决定人的命运的,也就是宿命背后的那个上帝。

原来人的上帝,就藏在各人的身体里。就是这个潜在的基因编码决定了人的思想意识与社会伦理,以及道德观。

 

在人类精神层面的物质基础

已知达到初步辉煌的古代人类文明的历史在五千年至七千年,之前属于古人类的活动时间还要长远,考古可以追溯到一百万年左右。

自从人类摆脱了古猿们依存于自然生物状态的生活,形成较为成熟的社会化组织之后,这个时期人类的智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类一直在苦苦思考,想知道自己心里的无穷无尽的无限丰富的甚至自诩深刻的思想,以及令人无限骄傲的智能是从哪里来的。

最初有神赐的说法。我们的祖先以为人类是上帝的宠儿。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唯物主义思想产生,甚至有一批有智识的知识分子开始挑战宗教的权威,破除了地球中心论、太阳中心论,以及上帝造人的说法。由此人类进入了自主生命阶段,也就是说,人类终于可以摆脱一道思想枷锁,处于本然的目的去探究人类自身与大自然的秘密。这个带有鲜明独立性的现象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从人类智能的出现——所谓智人走出非洲,到近代工业革命的发生,由此发展出科学技术,这后一个阶段,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是一次极为重要的突破。此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以及人类生存发展所获得的优越生活,是以前无法想象的。

有了科学的基础,我们有条件考究一个长久的疑问:人类为什么有思想?这个思想是如何启动的?一直到出现了基因研究,我们发现了DNA编码,这时才找到了思想——这个飘忽不定的无限自由的个体差异巨大的东西,它的物质基础。原来,人类人类的思想是由人体的DNA编码所决定的。物质决定意识。这有一点类似于而今出现的计算机编程。我们按照所需,赋予一个机器,这种无生命的冷硬的东西一个程序——复杂的编程可以具备高智能的属性,这个机器就可以表现出人类智能的行为。决定机器人行为的,就是编程。原来人体内也有一套更为复杂的编程,这就是DNA编码。

人体DNA在编码时执行一些基本规则,例如自我优先规则、后代遗传优先规则、反馈性规则、社会文化需求矫正规则。这几个规则非常重要,决定了人类的基本思想和行为。

基因作为物质存在,它要确保自己的生存,以及信息的复制和向下一代传承。这么看,基因的本质性属性是自私的,它有一个底层规则就是自私。要活着,一定要有利于我自己活着。所以,在很多时候,决定个体存在的选择时,往往产生决定性作用的是自我意识和自私的思想。人类的这个表现是有物质基础的。用通俗的话来说,在决定你活着还是我活着,有利于你还是有利于我的时刻,大多情况下人类个体的选择,是偏向于对于自己有利的。这就是人体在DNA编码中预设的一条规则。有人说,有反向的现象,怎么解释?后面再说人类表现的变数。这个自私的表现为什么会出现呢?现在我们明白了,这样的自我优先原则,更能让基因自己存在下去。这是人类个体的最为底层的思想意识。因为基因在遗传中带有自己的信息,所以基因可以判断外部的人的基因与自己的血缘关系的亲疏,那个自我优先原则,也会让人在判断中,优先保证有利于与个体关系亲密的人。例如,在母亲与妻子之间进行利益选择时,母亲与自己的基因亲疏关系要比妻子密切,所以就会出现优先母亲的选择。通常情况下,也有人抱怨,你怎么不帮着自己人去帮外人呢?这也是应用这个规则的判断。

可是在隔代之间,我们判断如何有利,这也是基因决定的。基因保证自我存在,还有一个背后原则,就是优先保证自己的基因可以不断复制,向下一代传承。这就是所谓繁衍。繁衍的使命还要超越自我优先。母亲在两难选择中,要自己活还是要孩子活之间,她们把优先权往往给到的是自己的孩子。这样的行为出现,我们为此讴歌母爱的伟大,以为最为无私,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基因在存在为的是保证自己的信息不断扩散。

明白了前面两条DNA编码规则,还要看到生物体的一条奖惩规则,这也是提前做了编码的。在人执行前面两条规则时,如果有破坏规则的现象出现时,例如应该是得到利益,可是这份好处被被人抢去了,你感觉如何?很痛苦,对,是这样。这就是奖惩规则在发挥作用了。这条规则支持你去获取自己的利益,得不到时基因控制就要惩罚你,给你痛苦的体验。反之,你奋斗,实现了你的愿望,获得了利益,则你就被奖赏,给你的体验是有成就感,是幸福的。这个机制也很重要。因为有这条规则在发挥作用,就能让前面两条规则得到执行。

至此,如果人类的思想和行为都交给前面两条规则去决定的话,大概要出现新的问题了,也就是人的个体自由和自私得到了支持,可是这些却成为人类实现社会化,构建文明国家的巨大障碍。我们都知道,你无法接受一个人,在你身边,总是有限获得利益,你总是在获取利益的时候被边缘化。好在还有下一条规则已经预先编码了。这就是人类与其他生物体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化发展后逐渐增设的一条规则,就是远期有利自己,或者说综合考虑起来,短期失去利益却在长期有利于自己或后代利益的一种判断,这就是社会化生活中的文化需要。人类在社会化生活中,发现我们或许不要太计较短期的,一件事上的个人利益,如果保证集体利益,最后集体利益最大化之后,个体也成为获利的人。而且有的时候,个体因为可以自主添加一些规则,由此让基因编码有了可变性。例如,在生不生孩子这件事上,按照后代利益优先的规则,这是没有其他选择的,一定要生。可是因为在人类的社会化生活中,一些人发现,因为生育可能破坏自己的生存条件,或者给不到后代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于是他的思想就颠覆了预设的规则。这个现象的出现,就是因为人类还添加了一条编码规则,就是按照文化需求的调整。

如果我们理解了DNA编码的规则,再来看所谓人工智能就会发现,我们预设给机器的编程,主要规则还是一种利益需求规则,就是指向完成一项任务。这种智能程度与人类本身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这种人类的仿真,在行为回馈规则的预设,以及根据情境变化而调整的规则的预设上,还有很大差距。或许在机器被人类赋予全能——固化的规则和智能的调整的时候,他的优势才会体现出来,就是超越肉体,超越食物链的存在,这是人类智能可以在宇宙旅游的基础性条件。这个时候,其实人类已经把自己的灵魂安放在一架机器上了。如此,人类的物欲需要也就被消灭了。想一想,也是有趣。

闲谈牧民社会

现代社会发展,已经在付出人力获取养生资本之外,找到了更多谋生手段。例如资本牟利,这就是金融投资。再比如科学技术的发展,让极少高技术人才或行业成功人士,一个人可以依靠他所创造的财富,供养很多人。如今,已经有成功运作的政府可以较多满足本国人民少劳动多福利的需要。例如,德国同意工人工会提出的每周二十八小时工作要求(一周工作四天,一天7小时)。而今,欧洲的社会福利已经完全覆盖教育、医疗、养老,以及基本生活领域。你看,是不是少工作或不工作就可以吃饭,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呀!

这就造成一个事实,政府或少数人,在供养社会的大多数人,让一些人不工作(在他们理解是不被奴役)就可以有吃有喝,有房子住,有衣服穿。这大概近似于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两者之间唯一的差异在于,人们未必乐于劳动,他们更耽于享乐。

在这个政治环境下,政府把你的基本生活都包下来,这样有利于施行牧民政策,即把人民在供养起来的同时也便于牧民,牧是驱使,放牧的意思。这近似于羊圈的生活。羊群享有的生活属于被供养和放牧的形态。这种生活是一部分人的选择,但一定不是所有人的选择。如马云,这么有钱了,他还是要工作,甚至远比一般人辛苦。他的工作目的,已经超出为自己获取利益上来。他的生活追求与需要,与一般人已经不一样。这就是价值观的不同,也是人的本质需要不同。我们可以在经济供给上努力实现平等,可是在人的发展、价值观,以及劳动的目的等方面永远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差异化能够造就绝对化的平等吗?

虽然我们渴望构建一个平等的社会,可是人与人本来就不存在绝对化的平等。如果真的那样,平等了,人人都不工作了,人人都渴望得到最好的生活,而且人人都与供养他的政府提出条件,要更好得服务自己,你想这个社会发展的结果是什么?这个社会体系,按照自然规律就要崩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政府的管理,已经让人类看到希望,逐步构建起来牧民的社会,人的劳动越来越被智能机器人取代,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和提高生产率的能力超出人类。人类社会在这个发展节点上,再次面临选择——这是一个有利于让人人享有幸福的生活吗?这是一个最好的社会制度吗?如果不是,那么什么样的社会与制度才是最好的?

这已经超出我们的想象力了。至少在前人关于理想社会的描绘中,从来没有这样的思考。基于物质资源的有限,让大众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就是我们的初级理想。在人类进入高级社会发展阶段后,那个高级一点的理想生活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已经成为问题。至少在未来是一个人类要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