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驿站——关于乡村生活的回忆

我五十挂零了。一个人活到这个岁数,有故事可讲了。小时候,我喜欢缠着大人讲“老话儿”。下面我讲的事,你就当“老话儿”听吧。

(一)

故事要从一个村子说起——友爱村。

它是天津市的一个村儿。人人都知道,天津是一座城;可是你也要知道,城外也有村儿。

你不妨在脑子里构想这个画面——若如一条虫,爬呀爬的,蜿蜒向南,爬出140华里,则这里就是“友爱”。它就这么远!在过去交通不便的时候,从这里去天津就像一条虫在爬。

记得我在市内读书,回一次家,往返要各一天。这一天要起大早。天还没亮,抹一下眼睛,爬起来,就往外跑。本村没有汽车站,要赶到乡里,最早一班车是6点开。你去了要排到前面几位,再晚就上不去这一班车。车次很少,下一班就到中午了。大家都走公交车站的后门,有熟人便先留下座位。所以,你如果排不上前面几名,也就上不去车子了。

这个村子的坐标,应该定位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太平村镇友爱村。

你问我,哪儿的人?我先想起来的不是天津,不是大港,而是友爱,这个小村儿。

我这个年纪的人,一落生便踩着文革的小尾巴。那时,家在乡下。周边村子,一族聚居。诸如窦庄子,窦姓;小刘庄,刘姓多;苏家园,有苏姓落户本地。等等。

我住的村子,名儿好听,叫“友爱”。“团结”和“友爱”并称。另有一个村子叫“团结”。这两个都是小村儿,而且全是外来户。太平村是老村子。因为闹过土匪,人们才祈求太平。乡里有不少新建村,如东升、远景、红旗、红星,听名就有年代感。

据说,友爱村是1956年由河北省河间县组织人来大港垦荒,而建立的村子。

(二)

我家是这个村子里的外来户。

我的祖籍在河北黄骅,在城里的大街北。父亲教书,被分配在大港。那时叫北大港,与南大港并存。大港是隶属于黄骅县的一座农场。后来,北大港发现了石油,建立了油田。这里被归入天津区划。

大港与黄骅也有七十华里。我每次与父亲回老家,要骑自行车。父子俩各操练着一只大铁驴,在车梁上左右摇着屁股,要骑三个多小时。

父亲就像一粒蒲公英的种子,随风而走,我家因此落户在了友爱村。

按照属地管辖权,这里属于大港区太平村乡。现在撤区,归并到滨海新区;而太平村乡,升格为镇了。

友爱村的人讲话有口音,与我的父母说话腔调不一样。我是从小在这里长起来的,在家里随父母,在外面跟着小伙伴们说。我掌握两套语言系统,要时常在这两者中间转换。可是,有时在家里说话也连带出本地话的味道。每次老家来人,他们听我说话,都笑话我,说我是个“小侉子”。

再有笑话我的,是外村人。那时每到入夏,各个村子,都要安排人“看青”。所谓“看青”,就是守着地头,防止外村人进去割草打菜;粮食充实的时候,也怕被人偷摘了去。各家养着物类——就是鸡鸭牛羊之类,它们也要吃饭的。小孩子常常被委派,去割草。被看青人发现了,他就招呼你,过来!你怯怯的,他问你:哪儿村的?友爱人说话带话音儿——我是友爱的呗。连起来听,好像是说,“我是友爱的伯儿”。“伯儿”,在本地话里是“爸爸”的意思。他们这么问,自然是想占便宜。

友爱村是开荒来的,占地都是原来的泥塘。用于耕作的是黑油漆一样的胶泥地,落脚板板硬。下了雨就是泥淖,才晴天这里就干硬成为铁板了,入不下锄头。用锄头的尖头,往泥地上磕,碰得喯喯响,就像弹脑嘣子。

友爱人被歧视,也很吃苦。我很喜欢这个村子。邻居是叔叔婶婶,还有奶奶。叔叔婶婶家的小弟弟,与我年龄差得多。他家的侄女,是从河间来的。那时,家里人口多,也养不起,所以她寄居在这里。

她叫聚会(女孩子叫“聚惠”或“聚慧”为宜。不过说不准。那时总要开会,开群众大会搞批斗和游行。给孩子起名叫“聚会”也正常)。名字是这么叫,不知道是哪两个字。我们在一起玩,奶奶很疼她,也一同疼着我。她有吃的,就给我一口。

我小时候,不以为奶奶家与我家不是一家。从这个院子到那个院子,一间屋并一间屋。我们连着脚儿走,从早到晚,一玩儿一天。

后来,她到了读书的年龄,要回家了,她不肯。我躲在屋里也不敢出来,我怕见到她。我见到她不知说什么。她走了,此后的日子缺少了趣味。

(三)

与友爱村比邻的,还有一个小村,叫树园子

它小,小得在地图上像个芝麻粒。村里有三十几户人家。小村坐落在河滩下面。河滩地是沙土,保熵性好。这块地方显得风水好。村前村后都种着枣树。周围是芦苇塘,盐碱荒地。唯有这里是一片葱郁茂盛的枣树林。村子因此得名。

我与这个村子有干系。

每到年前,家里总要来人,是从树园子村里来的。屋子小,一来人,插不下脚。一圈人把我围在圆心,有我叫哥哥的,也有叫叔叔的。

他们来看父亲。父亲原来是树园子村的村聘老师。他们都是父亲的学生。

这一年要说说。他们来了,叫我来,突然一位领头的叔叔倡议,要带我回一趟村子。父亲也答应了,给我带上东西。现在,我理解了,总是他们来看父亲,而父亲还是希望礼尚往来,要我带着使命,见一见村里的与他很熟的人。

父亲十四岁教书,他的年龄与这一班学生也差不到几岁。村子里人讲辈分,所以在一班学生里,我有叫哥的,也有叫叔的。

叔叔带我去见他的父母。泥土房子,土坯炕,奶奶爷爷很热乎人,伸手就把我拉进怀里,搂紧了,好久才放开说话。

奶奶说,你就是这一铺炕上落生的。

他们就与我讲过去的事。听奶奶说,我叫新生,是因为在我的前面,还有过一个哥哥,夭折了。

这些都是我过去所不知道的。那时,我是野小子一个,调皮!哪有心思关心别的?只记着玩儿,天天如一阵风,刮到这儿,刮到哪儿。

父亲教书好。树园子村富裕一点,他们想与过去办私塾一样,请一位先生住到村子里,给子弟授课。于是,在镇里中学选中了我的父亲。

父亲在村里教书。母亲人也好,与一村上下关系和睦。我的父母,与这个村子结成特殊关系。我一来,便享受了特别的礼遇。

我好奇,父亲后来怎么去了友爱村。他们说,文革时,村里分裂出两个派别,一个叫“烈火”,一个叫“红旗”。两派相争,不是红旗压倒烈火,就是烈火毁灭了红旗。他们都拉父亲参加。

你想啊,这么小的村子,家家联络有亲,此时关系也割裂开了。父亲本来就是外来户,与谁都不对立。非要你站队。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就选择了离开。这其实有“逃走”的意思。

村里人还是得益于父亲的教育。文革后,恢复高考,这个村子一下子出来好几位大学生。他们能在外面工作,做干部,干到了很高的位置,都与重视读书有关系。也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村子很小,文化人多,被叫做文化村。

树园子人都敬重父亲。后来,我工作分配,刘永林校长特意把我聘到他的学校。这也是因为他是树园子人,我父亲的学生,以为“父亲英雄儿好汉”。再后来,与树园子村的缘分接续下来,我娶了村里的姑娘。

我岳父过去与父亲一起斗草,玩儿棋。他们是故交。

(四)

出门两华里,就是太平村。读中学就要到太平村了。

那时,读书与务农也要兼顾。农家的孩子早当家嘛。

1978年分田到户。家里有了地,单靠母亲不行,我是家里的老大,可以搭个手了。我与父亲成为田里的劳力。读书不耽误,还要起早。赶着露湿(凌晨,青草带着露水,一伸脚露水就滚落下来。走一走,两条裤管就湿透了。这叫露湿),摸着黑,到地里干一会活儿,才回家吃一口,然后跑着去上学。

读到初三,毕业年级要上晚自习。因为停电是常事,为了读书每个人都备着蜡烛。

家里点灯熬油,也舍不得。

油田里,有采油站,住着一些工人。他们生活里,配着大号电池,可以听收音机。还有瓦斯灯,就是一种矸石,加了水,就冒出瓦斯气,可以用来照明。他们用后,这些抛弃的东西,在我们又是宝贝:

拾了回家,电池还有能用的。矸石,去掉发泡形成的包裹层,里面还有硬芯儿,那还是能用的。那时最羡慕有人家自制出矸石灯,一点火,砰一声,窜出好长一段火苗,一下子就把黑夜的坚壁推出去好远。屋里好亮啊!

人们吃油都难,哪里舍得点灯啊!

村里不是常有电,停电是再寻常不过的。一旦屋里黑了,孩子们就跑出来。他们都在看星星,也等着来电。有关流星的美好画面,就是那时,一道痕迹叠加一道痕迹,刻印在头脑里的。

油井不能停电。所以,以我家小屋为中心,天幕罩着的四围,一圈儿的灯火闪闪的,就如同有人眨着眼睛。我多么羡慕啊,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可以有不熄灯的夜晚。

为了读书,家里还是买了蜡烛。这一段蜡烛,我们都像宝贝一样对待它。不是黑透了天,谁都舍不得用。

十点左右回家。

回家要过一片乱坟岗子。太平村医院后面,有一片坟地,也没有主家。这里零零乱乱,有一些散碎的骨头。每到晚上,到处闪着鬼火。

那时医院也不讲究。我后来读余华的作品,常能勾连起来我这一段回忆——难产的,死的孩子,用小被子一裹,就葬在野地里了。坑儿挖得浅,野狗还会掏出来。

每天上学从这里过,要加快脚步,不敢看。到晚上,从这里回家,一肚子一脑袋塞满了恐惧。

读完初中,这开启了我人生里的一道门。

1981年,天津有了小中专。所谓小中专,就是在初中毕业生里择优,读中等专业学校。读了中专就是干部身份了,可以分配工作。父亲早就等着这项福利可以给到我的家里。

我是1982年读的中师——天津师范学校。

(五)

读中师的时候,我还心存着大学的梦。这像小火苗,一闪一闪,给读中师的生活很多光亮。

去的时候,买了全套的新概念英语。因为听说中师不开英语课,而大学入门要考英语。这课要自己补上。

宿舍里,黑了灯,我点上蜡烛再看会书。结果困了,一歪头就睡着了。蜡烛引燃了褥子,别人嗅到焦糊的气味喊起来,这才惊醒了我。

这是本宿舍曾经发生的一次未遂纵火案。我是罪魁祸首。这件事想起来很可怕。

这一次后,我开始推想,中师毕业后考大学的事——我是老大,底下还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他们都在读书。父亲教书,有一点微薄的收入,余下的生活供给就靠母亲在田地里辛苦耕作。

一个火花在心头炸开了。这一刻我发觉自己很自私,没有想到读书后,有了工作,可以为父母,为弟妹们,为了家庭做一点贡献。

大学梦湮灭了。不久,我有了新的想法。中师毕业要去教小学。对于教书我不陌生。父亲就是一个例子。我不甘于重复父亲的人生轨迹。我想去教语文,业余做一个作家。文革后,一批作家担负起全民启蒙的作用。社会给予作家群体很高的声誉。

这一次,这个梦很隐私,就种在我的心田。我没有与人说过,可是已经为此付诸行动了。我读书,把一个宿舍的借书证都收集起来,用来读我想读的书,文学史、文学批评、作家创作经验、文学名著,我都读下来。我是吃杂食的,而且无疑是饕餮之徒。

读书中知道有一部迷一样的书,叫《红楼梦》。

与这部书有一次际遇。学校在北辰,在杨咀儿。这也是一个小村。沿着一条长堤走上一个多小时,就进了城。与之相连的是红桥区的本溪路。本溪路上有一家书店。那时的书店柜台很高,书都排列在柜台后面,你要拔长了脖子,用眼睛去粘连,才能辨析封面或书脊的名字。当然,获取的内容全部来自对于封面的想象和顾名思义的推测。这一日,我就发现了《红楼梦》,上中下三册卷。

这种贵重的书,不能拿下来看。我问了价,四元钱。那时读书,国家供应的粮票是三十三斤半,菜票是九块八。我吃不饱,家里还要补贴一些粮票。其他钱是不敢回家要的。我要买这套书,就要从嘴里省下来。一连去了三个星期。最后我还是下了决心,把这一套书抱回了学校。

后来我关注“红学”,也源于这个经历。

(六)

1985年我被分配到苏家园中学,校长问我:你想教什么课?我没有一点迟疑——语文!

我现在教语文,有一点名气,其实完全依靠了那时忘我读书的积淀。一座学校图书馆,关于文学的著作,好读不好读的,我基本都读下来了。东南亚的文学、欧洲小国如波兰的文学、日本的文学、非洲的文学,我都关注过。

我终于没有成为作家。工作后,我还读了天津作家协会的作家班,发表过几篇小小说。参加了《大港文艺》的创作活动,还为本地农民企业家写过报告文学。可是,最后我还是中断了这条道路的跋涉。

我保持了文学爱好,一迈步走到语文教育这条职业道路上了。

这要感谢苏家园中学。

学校在村子背面,与村委会串了一条电话线。这里不能打电话,只能接电话。阅览室有几本杂志,我有时间就泡在图书馆。

教书,读书,余下的时间就是与孩子们在一起。教书有一种滋味,是别处给不了的。那就是,你对孩子好,孩子就对你好。我对于教书本来是抵触的,转变我态度的,大概是这一群村子里的孩子。

农村孩子有一点匪气。

野小子,从小没人管。我就是这样。读书第一天,我在墙头底下扇四角。正玩得尽兴,同伴说:你爸来啦!我没在意,注意力全在地下那只静悄悄躺着的“四角”(用一只四角——纸折成方形,四个角——往地上摔,用风把地上那只掀翻。这是小孩子的玩法)上,我想怎么把它扇翻,赢到手里。这时,感觉耳朵一紧,被一只手揪住了。父亲拖着我,说:走,去学校!

我不明白为什么去学校。到了学校,发现村里的大孩子都在这里,我又高兴起来。这里也有人玩。与他们一起,跳窗户,爬旗杆,翻单杠。正玩得高兴,被人告状,老师就把我领到办公室里了。第一天开学,我就挨了批评。

我明白了,学校是不让人玩,要人听话的地方。等我当了老师,发觉此时此地,一群野小子,也如我当初一个样儿。

最匪的是那一次。他们上自习课,我去看看。本来屋里一锅粥,我一开门,瞬间他们就石化了,一动不动。倒是几只被粉笔头,刚落地,还不安分地在地上滚来滚去。

他们把头埋在书脊的后面,想要藏起来。可是藏不住,藏下的不过是自己的一双眼睛。这也忍不住,要时不时撩一眼。

我一拍桌子,大喝一声:装什么装?有本事干就别装!我是怎么说的?班干部都在吗?你们看到了吗?你们管了吗?你们都愿意做土匪,都愿意发疯,我也不管了。你们随便吧!

一摔门,我出门了。我感觉出来,身后跟着几条影子。他们在这排屋的角上追到我,围成一个圈,把我困住;然后班长往前站了站,他说:“老师您别生气了。往后我们保证听您的,我管,看谁不听话?”

这就是农村孩子。他们有一点匪气,可是朴实。与他们呆久了,人心换人心,慢慢觉得为他们做一点事,也是幸福的。

苏家园村距离太平村乡还有十二华里,去一趟也不容易。

村里的盛事就是五天一个集。赶集,人多,买东西挑挑拣拣,还有一点意思。其他的趣味也没有。村里也有人常来学校坐坐,与老师聊天。偶尔,见到没课的老师,还会与他下盘棋。

村里的孩子,生活的趣味也就是撒野。

在这里教书,开始体会到父亲几十年在村里奉献,与孩子与村民打成一片的生活。

我希望孩子们不要只会撒野,他们需要有一点教养,有一点文明。旧时不是讲究知书达理嘛!我办了一个文学刊物,给孩子们发表作文。

其实就是一份油印小报。加一点辛苦,把作文变成刻印出来的文字,这就让孩子们很高兴。

后来真正的编辑来了。我们订阅了《希望报》。孩子们也给《希望报》写稿。再后来,《希望报》的老师来采访,他们听我上课,与我的孩子们聊天。主编是滕安丽,一位很和蔼的阿姨。孩子们对她喜欢得不得了,说,她像妈妈。

那一年是1991年。

(七)

1992年,天津市举办首届双优课评比。各区每学科推荐一名教师参赛。

先做区级选拔赛。我成为了这个“唯一”。参加市里的比赛,要进城,在大港上课。孩子们要随我一起进城。

这是一件大事。很多孩子之前从来没有出过门,也没有进过城。

想一想,时事变迁,这才二十多年,城乡联通起来已经非常便利。农村也不再封闭。

那天学校雇了一辆大轿子车,孩子们盛装出席,还被反复叮嘱,注意跟紧队伍,别走丢了。

这么重要的上课,我也很紧张,一上课就出现了纰漏。有女生示意我过去,她咬耳朵:老师,黑板上有个错别字,我说吗?

我回了一下头,果然——。我说,谢谢你,我会问大家,谁发现了黑板上有错别字,我问你再说。

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她叫刘红霞,我的课代表。她后来读大学,留在了大连。

课后专家评课,以为这节课的最大亮点在于教师巧妙铺设问题,引导学生去发现,形成良好的识字习惯。

有了这一次上课的获奖,我的课堂处于开放的状态,每天总是有人来听课。后来父亲说,我也想去听听。

他来听课,回家跟我说:你上课有一个毛病,爱在讲台上频繁走动。我说,这样我会比较松弛。

他说:上课,学生听讲,老师是学生的视觉中心。你走动,学生的眼睛就追着你跑。你要自由,学生多辛苦啊!一语中的,我这才知道,父亲对于教学这件事是有深入思考的。

后来,我把这个问题延伸思考,反问自己:上课非要老师讲吗?老师讲得多,就要有讲台,有黑板,有讲桌。老师要在这些限定性的区域,考虑怎么讲课才有效。

那时,教育改革已经提出新的主张:所谓三“主”,就是教师是教学的主导,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练习是学习的主要形式。尤其强调要克服教师中心主义,要求老师要少讲。

旧有的教学思维和模式也要被颠覆。我试图走下讲台,走近学生,俯下身来。这种姿态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教学的一次蜕变。

感谢父亲的那一次点拨。由此,我的思维被激活了,开始从经验主义教学,逐步增加理性思考。现在回顾这一段我融入其中的教育改革经历,才想到或许真正改变我的是中国社会处于改革的浪潮中,我也是被这种大势所趋带动了。

父亲在科研上给我捅破了一层窗户纸。

(八)

父亲一辈子不是高级教师,我在27岁上被评上职称了。

他对此耿耿于怀。后来局长与他说,你不是高级教师,可是你儿子是啊!你还要争什么啊?

是啊,他一辈子也没有与人争过什么。他从此释然了。

1995年语文报举办全国语文教师教学大赛。各省市举办选拔赛,要遴选一位代表参加。这是一件大事。大港区很重视,推荐我参加。

第一轮次比赛过后,区教研员无锡山老师告诉我,你是第一名。可是对于是不是推荐你参赛,评委有争议。有人质疑,你在农村,又是小中专,学历低,见识少。你能代表天津教师吗?天津可是大都市,是经济发达地区,教师素质应该是全国一流的。

后来说,要举办复赛,再看看。

那一次上课,在育红中学。我讲的是《白杨礼赞》。我的先人一招是与学生之间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我试图引导学生全程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他们不应该做被动的听众。我让学生为课文做插图,这就要勾勒白杨树的外形,还要描画背景。由此作为导读,引导学生关注课文的文字美和画面感。

这一课,我“赢”在教学理念,而不是语文教师的专业素养。

教育变革与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思想是高度吻合的,社会舆论越来越重视张扬人本精神。教育变革塑造了我,同时也是因为我的教学变革,在重塑我的教师人生。

父亲做老师,教了一辈子。我做教师,并没有重复他的人生。这个不同在本质上还在于时代不同了,中国社会发展对于所需的教育,对于所需的教学,对于所需的教师,有了不同的要求。

后来我进了城,做了教研员。这才真正成为一个教育教学的研究工作者。今年是我从教33年,我的教育历程与教育改革基本是同步的。

在河北区阅读校本课程展示会议上的讲话

参加过很多场会,本次会让我心里有一点小激动。会议的主题是读书校本课程展示活动,这个话题很容易把我们带入。
我这个年龄的人,都有一些关于读书的记忆。这是不可磨灭的。在我们成长中,需要书需要好书,且渴望自己读书的时候,却是全社会普遍缺乏良好读书条件的时代。
记得1983年,在本溪路书店我看到一套四卷本《红楼梦》,只要四元钱。我想买下来,可是手头羞涩。我当时读中师,一个月的伙食费是九元八角。最后,我还是抵不过一套《红楼梦》的诱惑,把这套书买回来;为此舔了一个月的咸菜头。做学生需要读书,读书改变一个人的人生。
还记得,1985年我去辽宁盘锦中学去学访魏书生。我有一个发现,魏书生老师的教学班被安置在一座独楼。这是学校的图书馆。我觉得魏书生老师的学生很幸福,他们每天都处身在书籍的海洋里。后来去台湾学访,去新加坡考察,每到一所学校都被引领到学校图书馆。他们会与你介绍怎样引导学生读书。在学校里,读书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教书,也希望给孩子带来读书的快乐。记得1996年我在班级举办读书博览专栏。在班里号召开展共读活动。每人订阅一本杂志,我们在墙上悬挂出来,全班分享。为此,一个教学班,成为了一个小小阅览室。
今天在河北区读书校本课程展示会的现场,听到学校的校长介绍,如何在学校文化环境里,激活学生读书愿望,以及怎么形成读书氛围。在我看来,这是干了一件教师该干的事,也是教育最应该干的事。我们要认识到,在教育中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一方面是以课程实施达成目的,另一方面要要借助教育活动来推动。尤其是,在课程学习被考试绑架的条件下,学生的学习被窄化了,读书少了。更需要在区域和学校来推动。
教师只要把阅读融入教育,好的方法就被创造出来了。在今天的经验分享中,我感动于每一位校长每一个老师,他们的教育智慧与付出。手绘本、影视评论、萤火虫读书活动,阅读手册与阅读分享报,书籍漂流进校园,教师每天带着一本书进教室,老师每天坚持朗读一本书,奖励读书的孩子一件小礼物,全学科教师共同投入读书活动——他们在读书中实现专业化发展,联系教材读原著,师生共读一本书,读书特色课程开发与实施,还有悦读之旅来汇集很多爱读书的人——教师、学生、家长、领导共同构筑教研共同体,我们在现场还把自己融入朗读的情境中。这么多好点子。可见,有多少孩子因为老师的教学智慧而受益。这里我要代表孩子们,向老师们表达谢意。
今天会上,河北区还推出了阅读推动计划。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发展预期。相信有这么多爱读书的人,有这么多推动读书的热心人,在学校里在河北区更应该产生读书的良好氛围。

游园

住上海。门口有衡山公园,马路对过还有徐家汇公园。

两园风格不同。衡山静,围墙圈起来,小格局,非常精巧。它就像一个淑女,很有范儿。徐家汇,则是开敞式布局,坐落于几条马路的中间,所以它就像一颗星,发散也收敛着八方来客。

先发现的衡山公园。围栏是通透的,里面的树木花草,映像入目。找到门径,有饮水机,告知有热水。这就暖人了。进门少见人,上海的老人出来的少。花草多,小径曲折,显出幽深来。有一间厕所,进去看,通风,厕具干净,可洗手。这感觉是在星级宾馆里了。

在这里走,可以洗心。

衡山公园不大,走出来不到一个时辰。在这里可以发现,上海人讲究生活的精致。

再去徐家汇公园。一角是商圈,人多,楼高。去走走,见识了都市的繁华。再折返进入小园。各样花都开了。最奇妙的是,树枝伸长了,花朵都触及到你的面颊,人与自然的相交可以这么紧密。可是,一枝一花,都不被人打扰。

人们在长凳上坐坐,大多数人很静。看池子里有水,有鱼,也有几只黑天鹅。孩子在水边喂食,黑天鹅的喙是红色的,这就像点燃了烛火。

人见多。有一处广场,很多孩子在这里跑。孩子爱的是热闹,他们彼此很快就熟了,做朋友了,玩在一起了。个个人都是一脸汗,头发在鬓角绺绺着。太阳是暖的,他们都玩出火来。

在徐家汇,一定要来这一角。看着孩子们,让你觉得生活是有希望的。

说说微课与教学的融合

有课题做微课的研究。我应邀发言。

微课是一种课程资源,主要是针对学习中可能出现的疑难问题,教师预先做出解答,然后提供网上阅读。其理论假设是,学生自主学习,先学后教。他们在独立的环境下,一定会遇到一些学习问题,这时若有共享资源,提供学习指导服务,无疑就极大提高了学习效率。

理论预设与当前教育改革要倡导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具有吻合性。所以这个课题研究很有必要。可是,分析这个预设教学情境还要遇见到另外的问题:是不是所有学生,都会在脱离教师监管的环境里自主学习?他们遇到问题后是不是也会主动在微课资源中求助?

我提出问题,即提醒研究者注意到怎么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以及对于学习全程做好监管。课堂教学是师生面对面的,教师可以直接对于学生施加影响,并且有教学控制力。而在学生独立学习时空,即学生在自主的时候,其自主是不是聚焦在学习,会不会出现注意力分散,是不是专注于教师期待的学习上,这与学生的自控力有关。

以我们的固有经验,大多数学生的学习是离不开教师督察和管理的,在自主条件下有一批缺乏积极学习态度,缺少正能量和自控力的孩子,他们会脱离学习状态,而让自主学习变成绝对自由,乐意干什么就干什么。这种情况下的课程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我们下大力气做出的微课程资源,最后变成一堆废弃物。

国外兴起微课和翻转课堂,改革的用意也在于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最后他们承认这个实验结果和预期有很大距离。网络学习不是学生学习的主渠道,以资源引导学习的力量比较虚弱,这种教学支持一定需要与课堂上教师的面授结合起来,作为辅助支持。这种学习形态被称为混合式学习。

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学生课前自学之后,必然出现较大学习分化。也就是说,上课时,学生的学习不在一个起点上,有的学生自学效果很好,不需要教师再讲授。一些学生出现思想疑惑,他们希望上课老师解决具体疑问。而还有一部分学生是零起点的,即基本没有学习效果。在起点分散的状况下,我们的教学一定要因材施教,因人而异。过去,学生上课是同步的,都是零起点,教师可以采取集体授课的方式。而今,不同学生的需要不一样了,这对于教师集体教学的合理性带来挑战。

所以微课程的建设不是难题,最难的是怎么用好这个课程资源库,以及怎么重新设计和组织课堂教学。这是需要研究的。

谈核心素养在教学中的落实

有课题开题,研究核心素养在教学中的落实。

题是好题。当前教育改革,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明确提出要把中国学生的核心素养,在学科教学中具体落实。事实上,目前启动的高中课程标准的修订,已经有主观意愿要把核心素养实现在学科课程标准中的转化与应用中。

教学研究切近时代发展前沿,要在教学中把知识教学与育人结合在一起,在研究设想上是有合理性和积极意义的。

立德树人的基本价值倾向,与学科教学本来不矛盾。就任何教学,只要发生师生之间的交流,这就不可能阻断关于价值观的输入和影响。或许知识是科学的,是纯粹客观的,然而教育本身带有主观性,究其本质是人际关系与人际互动的结果。所以,知识的客观性中需要渗透进去思想与认识的主观性。

过去我们提出学科教育中渗透育人思想,即智育和德育的统一,这是符合认知规律的。在现实存在的智育偏向与德育弱化,是因为社会文化偏于应试造成的。今后,我们需要扭转这个利于素质教育推进的教育现实,刻意强化核心素养的落实,其实不是要反对学科德育的潜移默化影响。

核心素养与学科教学,势必需要走向融合。这种融合性体现在多个方面:

其一,核心素养中以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态度与价值观三维课程目标的实现为主要内容。而三维目标中,知识与能力的达成为主要部分。也就是说,要避免偏离学科本体目标,变成思想教育课程。

其二,核心素养的落实势必融合在学生学业发展和生涯教育发展的全过程。核心素养,说白了就是人的核心素养,即需要在教育过程中促进人的发展。核心素养不是一个提取物,不是束之高阁的摆设,它存在于人的生活表现中,也渗透在学习活动中。例如,学生朗读古诗词,感受到自然事物的美好与诗人品德的高洁,必然触动心灵而见贤思齐。

其三,核心素养与语文学习的贴合,是水乳交融,很难割裂开来的。语文教学主导的文本阅读与人际交往,客观需要学生参与到社会与人生的见识与评价中。正因为我们把生活浓缩在文章片段里,学习所接触的文字,就成为媒介,引导读着进入生活和作者的世界,而这种人际交流中,获得思想上的提升和文化上的熏陶。

其四,我们重视核心素养,不是要与过去的教学划出一条界限,也不是说核心素养偏重在德育,而语文本体的核心素养不重要。语文核心素养的四个层次,其语言素养是基础层次,思维发展是学习要发展能力的必备要素。审美素养与文化素养也天然带有学科特征。我们不要以为改革了,提出核心素养了,之前的学科本体的探索就没有意义了。或许正是因为学科本体知识与能力发展得到落实,核心素养才会落地。

其五,核心素养是人的内在品质,而学科知识能力与之同构,也体现在参与建构一个人的思想和文化基础。离开人的发展,核心素养无从谈起。没有学科教学的高质量,也不会真正发展出核心素养。我们在改革中,一切的探索都要立足于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

春天到了吗

轻烟鸟娜。看去它如一缕绵延不觉的情思,飘摇着,攀登到虚空里去了。

天是灰的,淡淡的。这就像在一张宣纸上,浸染了一层墨色。至于,看的人懂了什么,他就不在意了。

在冬末了,冷气还在霸占着北国的地界。雾气,也常常光临这里。空气里弥散着一些新鲜的泥土的气息,自然也有烟尘气。

柳树的枝条泛出青黄,看得出皮下洋溢着汩汩的清流;杨树的花絮,茸茸的,像是团着身子的一只一只小鼠。

踏青的脚步,踊跃着。地上如同有一张琴,脚尖点击着琴弦,身子就舞动起来了。每一张面孔都被镀上一层光芒,这是喜悦的神采。同样兴奋的还有泥土里拱出来的葱翠或嫩黄的芽尖。

乌色的枝,蓬勃张开。树头,变成一只手掌。它托起一方天,恰好这里泊着一朵云。

自然,这朵云也就泊在人们的眸子里了。